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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具体运用

论宋代司法中情、理、法的具体运用以天理人情来作为判案

依据，以弥补和纠正法律的不足与偏差这样的做法，单从目的上

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古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其中又主要

体现为儒家的价值观。而这种现象并非宋朝所独有，而是直根于

儒法合流这一核心价值，并在儒法结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一面低

调的张显又一面不断地自我完善。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再经过唐朝社会儒法结合最终完成，这样的衡平思想直至

宋朝日臻完善，并以最高调的姿态展现在宋代社会的法制舞台上，

流淌于宋代司法的支支脉脉中，从此不可自拔地成为宋代司法的

突出特点。宋朝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在处理具体事物时远远未成

为严格的规则，而是一种原则，而且并非唯一的原则。司法过程

中对情理的考虑，既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法

律精神的深刻解读。具体来说，情、理、法的具体运用在宋朝司

法中主要体现在：在法律之外设置情理因素改变量刑甚至定罪；

以据证、察情、用谲作为断案手法；法律无规定的直接以人情作

为定案依据，法律与人情出现矛盾时以屈法伸情的方式处理问题，

以下几个方面是宋代情理观的具体体现。（一）执法原情，法外

特例清人刘献廷曾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3]而中国

传统儒教又对法律不断渗透和影响这样长期的儒法融合，人情自

然成为中国古代执法者们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援情

设教成为法外设例的重要原因，而二者一并为情、理、法衡平在

宋代司法中的主要体现。在宋朝的诸多案例中，法官往往会在法

律有规定的情况下不按法律规定判案，而是把儒家思想中的对老

人、小孩的体恤，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对劳动人民施行仁政的等

一系列“仁”思想统统给予在自己的司法判决中，以实现自己的

政治追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户婚门•取赎》记载的一

个案例可以体现这一观点。1．活卖拒赎案案情介绍一户穷苦的农

民名叫阿龙，因为家里急需用钱，就把家里唯一的四顷田典给了

一个叫赵端的富户。八年后，阿龙终于把钱攒足了想把地赎回，

赵端却以地正在耕种为理由拒绝了阿龙的要求，想拖延到秋收之

后。赵端其实是想着阿龙攒钱困难，花钱却容易，秋收之后阿龙

的钱肯定花出去了，没钱赎地田就理所当然归自己所有。阿龙不

服气告到官府。当时的地方官，著名的士大夫胡颖审理了此案。

本案涉及的是土地活卖纠纷，也叫典卖。在中国古代社会，典多

为社会下层民众应急的民间融资渠道，但同时也成为了豪强掠夺

百姓土地的一种手段，这也是宋代土地兼并严重的原因之一。此

案的关键在于判官能否了解当时社会豪强欺压弱小的现象和手段，

看清赵端的伎俩，不让其钻法律的空子。于是，我们从其判词中

可以看到法官不仅看到了案件的关键问题，其案件的处理技巧也

让人赞叹不已。2判词中的情理观从胡颖的判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法官对国法的尊重和对法律的理解，更体现了他对法律的理

解，对天理人情的考虑。“且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

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

妇蚕，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饿受寒，

铢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其情亦甚可怜矣。”[1]字字饱含

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体现儒家的仁政思想。田产对农民的重要性

在判词中字字突显，分明不像法官的判词，更像一名高明的律师

写的上诉状，从这几句判词来看，胡颖分明已是先入为主地站在

了贫苦农民阿龙这边。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其实，一开始，在

法官的同情天平上，赵瑞就已经输掉一块筹码。再看“阿龙此田

出典于赵端之家，四顷共当钱九十八贯，凡历八年而后能办收赎

之资，则其艰难之状，可以想见。阿龙积得此钱在手，惟恐得田

之不早，而赵端乃欲候秋成而后退业，此其意盖知阿龙之钱难聚

而易散。此去秋成，尚有半载之遥。半载之间，幸而其钱复转而

为他用，则虽务开之日，呼之来赎，彼亦无所措手矣。赵端之操

心不善，当职视之，已如见其肺肝。”[1]分析至此，各位看官

们肯定会拍手叫好，短短几句话，一气呵成，就把赵瑞的阴谋揭

穿得体无完肤，相信赵瑞看到这里也定会无地自容，也让人觉得

吐出一口恶气，酣畅淋漓般过瘾。表现出作为一个父母官对民情

的了解。最后，判官作出“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

主于务限前收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

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

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

下交钱退业。”[2]的判决，却突然让人惊叹法官的峰回路转，

妙笔生花之法力，本来以为到此恶人应该接受惩罚，而法官却来

了一脚紧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