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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复古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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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念悠

近代文化怪杰辜鸿铭是一个奇妙而独特的人物。毫无疑问，在封建卫道士的阵营中，可谓独树一帜。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从一个彻头彻尾完全西化的洋人物变成了一个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摒弃西方先进文明的“辜老太”呢？透过辜鸿铭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他所受教育、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或许能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

辜鸿铭[来自www.lW5u.coM]1851年出生于南洋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祖先是由闽南移居而来的华侨。累至辜氏父辈，在当地已是世家大族。1869年前后，他由英人布朗夫妇带往欧洲游学，先后入英国爱丁堡、德国柏林、莱比锡、法国巴黎等大学，后在新加坡一地方殖民政府供职，时偶遇马建忠，开始崇拜中国传统文化，遂辞职专习。回国后入张之洞幕府，成为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近二十年。曾任黄浦江渡治局督办、清外务部员外郎、南洋公学校长、北大文学院教授等，1928年因患肺炎逝于北京。

辜鸿铭早期接受欧式教育，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辜鸿铭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时的导师卡莱尔是英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辜鸿铭在西方求学期间正是整个欧洲尤其是文学领域盛行浪漫主义时期，卡莱尔是后期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浪漫主义也对辜鸿铭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思潮，主要表现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文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它先后发生于德国、英国、法国，其中以英国的浪漫主义者影响最大。

浪漫主义在英国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灾难——大批工人失业，农民破产，贫富悬殊加剧，工人运动高涨……浪漫主义者亲眼看到这些灾难性后果，首先表现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失望，对启蒙主义者标榜的所谓理性世界的怀疑和批判。卡莱尔曾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被传播到欧洲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好像一根划着的火柴，被一阵风吹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我没有坚持的勇气，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嫉恶如仇，我不能杀敌致果，所以我说‘最后的一步是战争，但战争后果如何？’这个思想萦回在我心中十多年，我没能为自己找出答案……”辜鸿铭也有过相同表述：“当罗伯斯庇尔在法兰西革命中通过树立理智女神像来公开宣称无神论时，所有的欧洲人都真的渴望能看到擎‘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黄金时代。然而，在[]不到六个月时间里，他们迎来的非但不是黄金时代，反倒是动摇整个欧洲政坛的‘恐怖’。”辜鸿铭对法国大革命的不满和批判，显然与卡莱尔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

其次，浪漫主义者极端注重精神因素，他们对道德问题抱有极大兴趣，提出道德至上论。早期浪漫主义者华兹华斯“把工业化的新英国看作是讨厌的，并把精神财富看得高于这些特点”，卡莱尔指出：“一旦出来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导，再革命就困难啦！”爱默生也说过：“我的几个英国朋友曾经向我发问：是否还有那么几个美国人，有关利坚意识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正确的走向说得出一些道道儿？面对这样挑战性的提问，我陷入了沉思，我既没有去想政党会议，也没有想起国会，没有想起总统，也没有想到内阁部长们，更没有去想如何把关国变成另一个欧洲。我倾心所想的是那最朴素也最纯真的心灵。”他们从不同角度说明自己看重精神和道德因素，倾向于唯心主义，对辜鸿铭产生了深刻影响。辜鸿铭谈到：“罗斯金倾其毕生精力要人们确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它的目的在于教给人民和国家怎样花钱，而不是怎样挣钱。的确，中国的财政困难和世界经济萧条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的不足，工业产品的不足，铁路的不足，而在于可耻的浪费。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可耻的浪费都意味着缺少高尚的领导去指引人民的生产力达到高尚的目的。高尚的风范只要在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出现，人民就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花钱时，他们就会致力于提高精神生活……”这里所说的罗斯金是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他推崇中世纪艺术，主张用道德和审美教育建立理想社会。辜鸿铭还指出：“每种文明用其每个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大众的一般道德水平，以及在公众事务中足够的实在的正义。”浪漫主义者强调精神的另一表现是他们强调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色彩即浓厚的主观色彩，这一方面或多或少也影响到辜鸿铭鲜明个性的形成，辜鸿铭在日后对待中西文化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再次，浪漫主义者普遍渴望正义、平等和自由，他们提出不同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也影响到了辜鸿铭。他把在上海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