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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治安承包的正当性及法律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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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靖贻

摘要：治安承包模式是引入行政契约与市场机制，允许市场主体等参与治安管理与防控工作，以缓解公安机关工作压力与行政成本，提升治安管理水平的有效方式。我国治安承包模式运行时间较长，发挥出了积极作用，但依然存在一些典型的问题与不足，需要依靠法律规制来规范其运行。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明确承包方式、规范模式运行、强化监管考核等措施，引导治安承包模式规范有序地运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全面提升我国社会治安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治安承包;正当性;法律规制

我国有着庞大的人口数量，且处于快速流动中，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增加，使得治安工作的展开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直以来，基层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较大，影响了社会治安管理的效果。治安承包模式下，将原本由公安机关负责的治安防范与管理工作，对外“承包”出去，引入行政契约与市场机制，实现了治安管理模式的创新，使基层民警的工作压力大大减轻，行政成本得以有效降低，治安防范与管理的成效也有了进步提升。

一、治安承包的正当性

治安承包，可以说是本土化的公私合作，是将治安管理与治安防范的任务，在公私部门进行的重新分配。治安承包的模式在我国由来已久，在大力提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背景下，治安承包亦有其正当性。

（一）功能上的合理性

安居乐业、生活稳定是基层群众的美好生活期冀。满足群众的这一要求，需要以完善的社会治安管理与防控运行体系作为保障。基层社会治安秩序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展开，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塑造。在严峻的治安形势下，不断增长扩张的治安需求下，繁重的工作任務使得原本负责治安工作的公安机关疲于应对。警务人手有限，短时间内，公安机关又难以实现编制的扩容。此时，能够缓解公安机关治安工作压力，能够完成一定的社会治安防控任务的治安承包模式就有了存在的正当性。治安承包模式在功能上，体现为对违法犯罪的防控功能，正是因为这一功能本身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才使得这一模式有了正当性的理由。

（二）法律上的合法性

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背景下，公安机关以治安承包的方式，与市场主体形成合作关系，也是符合立法的精神与法律的要求的。承包方“代替”公安机关去行使治安管理的“公权力”，这一权力有其来源，也受到相应法律规范的约束，以有效避免公权力的滥用。法律的授权、行政委托及行政助手的规定，使得治安承包中的“承包方”，在行使权力展开治安防控的具体工作时，有了依据，也有了保障。可见，与现行法律的统一性，使得治安承包模式有了正当性。

（三）运行中的有效性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社会公众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在行政管理领域，公众不再仅关注管理的效果，也在考虑管理的成本与收益。良好的治安工作，不仅要有理想的管理成效，而且应该建立在较小的投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治安承包的模式是投资与收益比的最大化。花费较低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用专业的人去完成专业的工作，缓解行政机关的工作压力，又能够极大地提高治安防控的成效。实践中，我国各地已有治安承包模式在运行，也的确取得了理想的治安防控效果，有效降低了违法犯罪率，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也获得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二、治安承包的法律规制

尽管治安承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实践中也发挥出了积极作用，有效实现了治安防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治安承包模式运行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权力如何规制、承包主体如何选择、运作运行如何有序、监管如何落实等一系列难题亟待得到解答。要确保治安承包规范有序地运行，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对这一模式进行法律规制，以规避其缺陷，引导其发展，发挥其作用。

（一）完善治安承包的立法

治安承包模式在运行的过程中，屡遭质疑、屡出问题，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并无关于这一模式的明确立法规定。因此这一模式的运行也只能在已有的法律中寻找依据，难免会存在针对性不强、说服力不强的问题。基于此，我国应该要在立法中对治安承包模式作出明确的规定，肯定这一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完善与之相关的各项具体规定，为实践中具体操作的展开提供法律依据、奠定法律基础。

在立法中需要明确治安承包的主体资格和确立程序。选择合适的主体，是治安承包模式得以运行的关键。公安机关应该选择哪一类型的主体展开治安管理合作，以及应该如何明确承包主体的资质条件等，都是需要在立法中予以明确的。考虑到我国复杂的治安防控及管理形势，可以允许组织及个人等主体成为治安承包的主体，与公安机关形成合作关系。因治安防控与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对承包方也应该有资质的要求。例如，如果承包方是组织机构，要符合受委托组织的立法要求，也应该要有健全完善的内部管理章程，有对应的工作保障制度等。在程序方面，应该要完善承包方的筛选流程，依靠完善的程序，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