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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共产党外交思维的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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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洁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四川成都611731）

[摘要]受矛盾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外交呈现三种思维方式：异同思维在矛盾的斗争与同一中处理矛盾的运动；和异思维在矛盾的斗争、同一与和合中理解矛盾的和解；和谐思维在宇宙人生的恢宏视阈中把握世界存在与发展的状态，体现出对马克思矛盾和谐辩证法逐步自觉的过程。三种思维方式影响中国外交分别形成在继承中发展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世界”外交原则、理念，阐释了马克思矛盾和谐辩证法的内涵，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世界和谐中不断深刻的探索历程。外交思维、原则、理念影响和指导中国外交以“共处一共赢一共荣”为价值取向，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体系的影响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心怀天下的世界理想。

[关键词]和谐思维；和异思维；异同思维；外交思维

[中图分类号]A841[]A[]1001-8999(2013)02-0141-05

外交思维是一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基于已有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而形成的价值倾向和习惯性思路、方法，深远地影响着一国外交原则、理念的形成和外交方略的制定。中国共产党外交思维以矛盾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源泉，在外交实践中呈现出异同思维、和异思维、和谐思维三种思维方式，影响中国外交形成“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世界”外交原则、理念，影响和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

一、“异同思维”与“求同存异”

“异同思维”源自于列宁的矛盾斗争辩证法，是对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思考。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可以看出，列宁的矛盾斗争辩证法将矛盾分解为对立双方的斗争和同一，并且以斗争为主导，这一思想为毛泽东所继承和发展。“异同思维”的“异”指事物的差异和分歧，表现为矛盾的斗争性，促使事物间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同”指事物的相同与契合，表现为矛盾的同一性，使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相互依存。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的差异以及领土、边界、国籍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往往使国家之间产生敌对和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矛盾的斗争与同一入手，思考化解外交困境的方法。毛泽东根据“异”的状况将矛盾划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认为对抗不是矛盾的唯一解决形式，只有当“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而当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关系仍可维持，“同”仍然有利于事物发展时，就应当积极“求同”，以温和方式化解“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求同存异”外交原则。

“求同存异”是“求同”和“存异”的统一。矛盾激化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共同点的缺失削减了双方联系的紧密程度，二是差异的扩大增强了矛盾双方的分离力度。化解矛盾需从“同”与“异”两个方面人手。一是“求同”，即扩大“同”的内容，密切矛盾双方的联系；另一是“存异”，即减少或遏制“异”的扩张，削弱分离的力量。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的增强能够减弱“异”的张力，“异”的减小能够增强“同”的引力。因此，“求同”与“存异”共同形成矛盾化解的有效结构。

“求同存异”以不影响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外交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和平、友好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交往活动，“求同存异”只有在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对于能够解决的“异”应积极协商，及时处理，求同“化”异，缩“异”扩“同”；对于暂时无法解决的“异”应正确区分“同”与“异”的界线，求“此”之“同”，存“彼”之“异”；对于有损国家根本利益的“异”，则要坚持原则，求同“立”异，维护国家尊严和独立。

“求同存异”受“异”“同”发展变化的影响。矛盾的同一性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两个方面会“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国家间的“异”与“同”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由此带来“求同存异”的调整。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密切联系使国家间共同利益增多，“同”的内容日益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和融合加深了国家间的理解，使“异”的对抗因素日益削弱。可以说，当今时代为“求同存异”的发挥拓展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