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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视角下的中年农民养老方式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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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分析贵州省中年农民对未来的养老规划和养老方式的选择偏好，并考察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是否会影响中年农民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无子女的夫妻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的中年农民对未来的养老持乐观态度；而主干以及核心家庭在未来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做任何打算；单亲、主干家庭更倾向于家庭养老的方式，夫妻家庭和核心家庭则倾向于选择依靠自己和机构养老。

关键词：养老方式；中年农民；家庭结构

一、引言

从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以来，出现了目前最为典型的“四二二”以及“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在此类的家庭结构中，子女数量减少，家庭规模缩小，极大的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保障机制，来自家庭内部的养老照护人力资源将会缺失，这与现阶段老年人所处的家庭背景不同，将直接或间接导致中年农民的养老意愿不同于现阶段的老年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45-59岁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9.93%，城镇人口的该比例为19.59%，乡村人口的该比例为20.43%。45-59岁这一阶段的中年人将成为未来人口老龄化高速增长期的主要人群。再者，相对老年人来说，中年农民在不久后将会面对养老问题，并且有足够时间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实际的养老需求和偏好，对未来的养老规划做出不同的调整，是对养老问题反映极其敏感的一个群体。通过相关文献研究发现，农村养老问题是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点，在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子女养老以及土地养老功能不断衰弱的同时，还未出现其他任何一种养老方式进行弥补，比如说国家或者社会养老的接替[1][2]。显然，我国农村中年农民的养老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严峻问题。本文以家庭结构为视角，采用定性研究中深度访谈的方法，对贵州省中年农民对未来的养老规划和方式的选择进行研究，以期为以后农村中年农民的养老研究提供意见。

二、理论基础

根据研究对象对未来养老的期待，笔者将中年农民养老的态度分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消极不乐观的态度两类，并通过分析中年农民对于未来的养老是否具有忧患意识以及是否为未来养老做了准备来研究中年农民的养老预期，以及家庭结构是否会影响中年农民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以期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建立提供建议。

代际关系理论认为在代际之间存在着代际互动和代际冲突，其代际关系发生在代与代之间，通常以抚养和赡养等方式存在。在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之下，老人的地位最高，而后辈对长辈的赡养主要遵从道德与伦理的约束[3]，在这种模式下家庭的养老功能凸显。而由于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四二二”或者“四二一”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这种典型的家庭结构子女数量不断减少，家庭规模缩小，大大的削弱了家庭保障的功能，来自家庭内部的养老照护人力资源将会缺失。那么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导致中年农民不同于现阶段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从而在代际成员之间产生新的看法和态度？中年农民现在作为年轻的一代需要赡养老人，那么他们对以后自己的养老方式有何偏好？

在现代社会中，养老具有多元化的保障形式，个体享有的养老保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家庭所提供的保障方式、通过市场购买的商业保险以及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险[4]。在比较完整的传统家庭结构中，老年人主要由家庭提供保障，国家和政府仅给三无老人以及无法保证其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提供社会救助，且供给的水平较低[5]。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新一代的中年农民由于其家庭观念和孝道意识的淡薄，在主观意识上对于未来的养老方式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所以，在多元化的保障方式下，中年农民的养老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在此背景之下，不同家庭结构的中年农民对于未来自己的养老方式又有何差异？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方式

1、中年农民。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年农民的养老方式偏好，研究对象是中年农民。笔者采用居住区域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把研究对象界定为年龄段在45-59岁之间居住在农村的人群。

2、养老方式的选择。学术界对于养老方式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和划分，最常用的方法以养老的生活地点、资金的主要来源以及服务的提供者为依据划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政府养老。本文从资金的来源以及服务提供者的视角出发，把养老方式分为依靠自己的养老方式、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养老以及依靠子女的养老；其中依靠自己的养老方式主要有私营的专业机构养老方式和购买商业保险；依靠政府的养老主要有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院、幸福院的方式；依靠子女的养老主要是由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照料的居家养老方式。

3、本文将家庭结构划分为四种类型：夫妻家庭、单亲家庭、主干家庭以及核心家庭。其中，夫妻家庭主要由两种家庭组成，一种仅由夫妻两人组成，并无子女；另一种家庭虽然有子女，但是子女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形成了空巢家庭。单亲家庭主要由子女和父母其中一方生活的家庭。主干家庭由两代或者两代以上的夫妻组成（比如父母和已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