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甲马文化实践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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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甲马文化实践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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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亚萍侯小锋

“甲马”被当作“视觉艺术”加以开发，然而“甲马”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关键在于活态的民间信仰实践。以“体—用—造—化”四维视角对大理甲马文化的实践进行探析，为大理传统民间信仰文化实践研究提供有力的文字支持。

关键词：大理甲马体用造化活态传承

一、大理甲马之本体

“甲马”在大理也叫“甲马纸”“马子”“甲马子”，白语念作：“zāihūi”“zāihūifǔ”，是大理民间祈福祭祀时所用的一种以木板刻制印刷的纸画。大理甲马纸有多种形制，多为20cm见长、15cm见宽，也有40cm见长、5cm见宽，也有如硬币大小。画面主体形象主要用阳刻线条表现，线条粗朴豪放，不拘小节，表现出的形象鲜活生动，充满着天真幼稚的原始艺术气息。甲马纸主要由边框、神、甲马名称三部分构成，边框和甲马名称起到装饰和解释说明的作用，画面中间的神图像便是甲马的主体部分。大理甲马纸全部都以黑色墨印刷，有的印在纸上，有的印刷在布上。印在布上的甲马图像多与建房盖屋有关，能保存很长时间，且颜色为红色。印刷用的纸张多为彩色，纸张是白族人自己用传统古法制作的草纸，根据不同的用途和神位，选择不同颜色的草纸进行印刷；除了白色以外，还有黄色、绿色、红色、桃红色、浅粉色等颜色。通常情况下，红色系甲马主要代表具有吉祥和喜庆意义（例如喜神马子、安床马子），绿色、黄色、桃红色的甲马一般是本主甲马或传统神（例如将军洞之神、雪山太子），白色甲马主要是祭供阴间神（例如追魂甲马、动土-挖圹马子），绿色甲马则通常和红色甲马成对出现，组合成一对，同时使用（例如出行马子、平安六合马子）。如今，通常情况下印刷甲马纸时并没有特别严格遵循这一古老原则；但在民间祭祀实践中，与“阴间”有关的甲马纸的使用，仍然还是严格地遵守着“白色原则”。

有人说甲马由“汉地”传入，经过白族人的改造，最后成了白族人自己的东西；但大多数大理本地人并不清楚“甲马”的名称为何叫“甲马”，在生活中，他们把甲马当作可以用来祭祀、祈福消灾的“纸火”之一，祖祖辈辈一直传承延续。目前，学界对“甲马”这一研究对象的叫法还尚未统一，多数学者称其为“纸马”。学者曲艳玲、王伟认为把云南甲马称为“纸马”更为妥当，他们认为：“‘纸马不仅表明了艺术载体，还揭示出这种艺术载体上所负载的艺术形象……和‘甲马相比，‘纸马这一名称的内涵优势就在于：通过它，我们能够一眼就看出这种民间艺术的艺术载体。”民间艺术研究学者王树村、陶思炎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将其称为“纸马”。冯骥才和杨郁生先生则更倾向于支持“甲马”之说：“所谓甲马，原指裹甲之马，后又印作无甲单骑，专用于邀神除凶、赶路行神和替身逐疫。”大理白族甲马技艺传承人张瑞龙认为：甲马是一种“交通工具”，联通着“神”与“人”，它把人们的祈求愿望带到神灵那里，神灵就会满足人们的愿望，“甲马”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叫法。而事实上，“甲马”也是大理地区普遍使用和认可的叫法。

二、大理甲马之“用”

任何文化遗产项目均有所属的文化群体，“甲马”这一文化遗产以“活态”的形式存在，从这一角度看，大理甲马纸的使用者既是需要使用甲马的不固定的个体，也是大理地区整个原住民群体。由于“甲马”在大理地区是一种普遍的“使用物”，涉及婚丧嫁娶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甲马的使用有着相当的“广泛性”；而在整个文化群体中，并不是随时都会用到甲马，只有特殊节日需要群体祭祀或者个体需要进行祭祀、祈福相关活动时，甲马才能发挥它相应的效用，因此，甲马的使用有着“特殊性”。另外，从“甲马”制作传承的角度看，大理地区的甲马技艺传承人则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特定的“人”了。

在整个大理地区，甲马的使用是普遍性的，然而，即使同属大理地区，民族和地域环境的细微差异也造成了某些特定的差别。洱海坝区面朝洱海，背靠点苍山，从地理位置上看，自然景观比山区丰富得多，人文景观亦是如此，加之白族特有的本主信仰以及大理历史都城的影响，甲马的种类比山区的更丰富。例如“將军洞之神”甲马纸仅在下关镇使用，祭祀的是“苍山十九峰”之一——“斜阳峰”山麓的将军洞神；“放羊哥”甲马最初只在弥渡县的密祉乡彝族村寨使用。巍山、弥渡地区使用的“灶君娘娘”甲马纸与海东和凤仪地区比较起来，在造型和表现形式上有着巨大差别：巍山、弥渡地区的表现手法较之海东地区而言，显得“质朴无华”，海东地区的“灶君”形象明显要华丽、工整得多；供奉形式也有所不同，弥渡、巍山地区的灶君仅以甲马本身的样式贴于灶膛，而在凤仪和海东地区，灶君甲马的左右及其上方都以“对联”的形式贴有“小对联”。如此比较起来，不难看出，相同的甲马纸，不仅“甲马”本体的表现形式有差别，连供奉的形制也有所差别。“雪山太子、三木大王、白莺太子、西山皇帝、阿之神、柏节夫人、洱河灵帝等都是洱海周边地区特有的本主甲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