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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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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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寺

【关键词】新冷战?冷战思维?中美关系?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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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19/ki.rmltxsqy.2018.22.003

冷战期间，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在这段时期，虽然两大军事集团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但双方通过政治对抗、经济封锁、军备竞赛、文化渗透等“冷战”方式，进行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对峙与竞争，严重威胁着世界持久和平和各国共同繁荣。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际形势呈现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特征。面对此起彼伏的冲突与危机，各种“新冷战”、第二次冷战、冷战II和冷战2.0（newColdWar，theSecondColdWar，ColdWarIIandColdWar2.0）的概念开始广泛传播。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直指俄罗斯的“新冷战”话语愈演愈烈。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美国对华政策，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对华政策辩论。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开始重新定义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新冷战”话语成为干扰和冲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思潮。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國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抨击，再次引发中美关系滑向“新冷战”的担忧。[1]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为何“新冷战”话语频频出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新冷战”话语的实质与危害？本文尝试结合“新冷战”话语的演化逻辑、基本功能和内在悖论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化解“新冷战”话语的应对之策，重塑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新冷战”话语的发展态势

“新冷战”话语的产生与传播，既是冷战时期形成、强化的冷战思维惯性所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矛盾和冲突的一种折射。“新冷战”话语并非简单的概念界定和现状描述，而是包括了“修昔底德陷阱”“锐实力”等一系列描述大国对抗的理论范式和战略对策。“新冷战”话语不仅为西方国家如何看待当前大国竞争提供了认知框架，也为怎样筹划大国竞争战略提供了行动指南。

“新冷战”话语的形成背景。从概念起源来看，“新冷战”最早出现在冷战期间，有学者把冷战期间阶段性的变化称为“新冷战”。例如，学者弗雷德·哈里代（FredHalliday）把里根政府时期美苏对抗的再次加剧称为第二次冷战（theSecondColdWar），认为第二次冷战的军事威胁会带来比第一次冷战更加糟糕的对抗。[2]实际上，“新冷战”话语大量流行主要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已经结束多年，但是在冷战中形成的对抗思维并未消失，而是随着地区危机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频频出现。作为描述大国对抗的话语体系，“新冷战”话语主要应用于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中。首先，冷战结束以来，虽然类似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较量渐趋缓和，但是不同发展模式、民主政治道路的较量并未终结。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模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充满各种偏见甚至敌视。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依然采取了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东扩政策，这导致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为了冲破美国的地缘政治包围和捍卫国家安全，俄罗斯不惜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强势出击，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危机。最后，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加速战略重心东移，强化盟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构成了限制中国军事力量冲破岛链封锁的战略包围圈。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经济实力逐渐趋近，军事差距和科技不断缩小，美国战略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焦虑。美国不仅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影响不断消退，也担心军事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更恐慌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受到冲击。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修正主义国家”“流氓政权”“跨国威胁性组织”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三大威胁来源，首次在后冷战时代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寻求利用技术、宣传及胁迫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3]。这是1986年美国总统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战略对手。此后，美国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无不沿袭和落实了这个判断，这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的态度彻底颠覆了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共识。

“新冷战”话语的实质内涵。“新冷战”话语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广泛流行，是因为其为西方社会认识现实威胁、树立竞争对手、促进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