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研究.docxVIP

?

?

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研究

?

?

戴辉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有着共同的学术取向，伊格尔斯认为“该学派在史学研究中，既意识到了历史形势和发展的独特性，也没有忽略历史中的结构关系。”“（这一中间立场）主张有限地或适度地运用解释，来说明具体历史现象。这种方法承认每一历史状况的独特之处，承认影响每一历史环境的愿望、意图与意识要素，因此，承认历史学需要‘理解每一历史状况”，年鉴学派大多属于这种认识。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者，他们坚持必须如实了解每一时代，坚持历史学家必须反对将历史现代化，坚持如果将发展理论或者方向明确的理论强加于历史，便会导致对历史现实的歪曲。”这体现了一种介乎宏观的概括与微观的分析之间的立场。他们的学说有与德国阐释学共同的内容，即都与兰克学派思想有一定的继承。“的确，只有对德国历史学派的遗产加以考虑才能理解法国年鉴学派，其先导者——马克布洛赫曾就读德国，研究讨论班模仿德国；方法上亨利贝尔和吕西安费弗尔主张从批判地检验原始材料入手等方面。但区别也是很大的。年鉴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但与阐释学传统不同，“绝不能将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降低为直觉‘知识”，他们强调对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解释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布洛赫“同意阐释学派的‘归根结底，人的意识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比起对主观意愿一无所知的自然界来，历史‘总是必须研究那些能够自觉追求目标的人，历史学家必须‘理解它们”。“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注的是“反映社会规范的具体的社会行为方式”，即社会事实。他们认为只有当文献材料“为观察意识结构、社会心理提供了材料，或者——比如就法律或商业文件而言——它们构成社会活动的具体组成部分，它们才能被视为原始材料。”但这也需要经过分析抽象才能提炼出来，研究重点从个别转移到集合体。年鉴学派从德国兰克史学中汲取养分，但同时做出了更大的革新，注重以社会的角度诠释历史，方法上，强调因果性的分析方法。亨利貝尔认为以某些历史规则为前提的选择标准，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也得考虑“类似、重现和一致”，必须采用从属于某些逻辑法则的理解方法，都需要假设，分析与综合是不可分割的。可见这种方法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明显影响。

吕西安费弗尔在《土地和人类进化》中，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人本身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历史学家开始关心人们的全部生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腓力二世与弗朗士-孔泰》避免使用结构一词，他“主要关心政治、社会和精神结构的变化。他否认社会实体中任何个别成分：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或地理的，具有首要作用，而形成一种合力，与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可分割。开始对价格、收入和人口增长发生兴趣，但忽略下层阶级人民。《马丁路德——一个命运》、《16世纪不信神的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注重分析一种精神状况和心态。注重知识阶层，但相对脱离了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体基础；对后一本书，从彻底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假定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性。方法上，他一方面通过阐释学的考察，另一方面借助“语言考古学”，即在概念和句法的基础上考察一个时代的“精神工具”。既有对旧史学的继承，又开了语言学与历史结合的先河，为后现代的思想的创始。

布洛赫更注意社会结构的兴衰，即便对意识的研究也更强调在其中的物质结构。历史编纂方法的一个突破主要体现在《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它将杜尔克姆关于社会事实的概念转变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的分析。从实际从事的农业出发，对田地类型、收获制度和耕作技术加以考虑。他更关心下层人民，对历史性的变化，诸如中世纪以来农村生活的延续和发展的问题。《封建社会》企图再现“整体社会环境”，封建主义被表现为时代社会风尚和精神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这一精神结构中，工作方式和思想方式，统治和依附关系、贫富之间的关系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并试图通过不同地区的不同形式的封建主义的比较，为封建制度下定义。虽然更关注社会结构，但他采用的依然是叙述式的而非解释式的。

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两位代表人物，都体现了对旧史学的继承如阐释学的方法，新方法的运用如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新领域的扩展如意识史，主张采取一种总体史的观点，重视社会经济史与心态史的密切联系，但在下层人民、社会结构等研究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不同的。总体上，他们揭开年鉴学派研究的篇章，他们的观点为后继者沿用，但他们比起后来者，带有更多旧史学的痕迹，更注重研究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紧急合政治问题。而且，年鉴学派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即使出自一人之手的若干著作中，这种多元化依然存在，无疑体现出年鉴学派的蓬勃的生命力，以及新史学的光明前景。第二三代的年鉴学者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扬下去。

年鉴学派以前两位学者学说为前期，即结构定性史。后一阶段情势定量史为特点。随着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