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坡赋的精神内核与韵外之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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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东坡赋的精神内核与韵外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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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笔者立足于苏轼作赋的不同目的，着重分析东坡赋中的济世表志之赋、咏物说理之赋、旷达抒性之赋三大主要赋作，论述东坡在此三类赋作中所寄托的政治理想，所体悟的人生智慧以及所追逐的精神自由，把握苏轼在兼具文人与官僚双重身份下的真实面貌，感悟真实的东坡境界。

[关键词]：苏轼；赋；思想内容；人生境遇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以学术界的惯性思维综合考量东坡所作之赋，常见的分类有两种，第一种是研究者根据赋的语言表现形式以及文章的章法结构将其大体分为古赋、骈赋、骚赋、律赋、文赋。第二种常见的分法则是依据作者创作的出发点，将东坡赋分为应时之赋与适性之赋两大类。前者代表作有《延和殿奏新乐赋》、《明君可与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复改科赋》等为君献策的政论赋，与社会政治、道德需求紧密相关，阐明为君应有的当下之谋和社会个体的自我责任。后者则有《屈原庙赋》、《昆阳城赋》、《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主要是因事或因物有所感，在体物或言事的同时彰显自我性情。探究这些赋作的内涵与特色,对全面评价苏轼的文学成就,探析苏轼生平思想与处世哲学，甚至是关于赋体文学在宋代的发展都具有一定价值。

一、在济世之赋中表达政治理想

“赋主体物”这是在晋代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的原则。陆机《文赋》中所谓“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汉赋特征的明示。赋重抒情的倾向,始于汉朝末年,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唐代自中期以后,律赋已出现了明显的尚理倾向。赋尚说理的特征,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宋朝以文治国的风气漫步四海，赋这一文学体式很快便应时世的需求，成为时代文化的载体。宋赋的创作也随着宋代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潮的引领，在“体物”“写志”的基础上，更融合了哲理与情感的双重维度，致力于在赋的抒写中实现文人对自身主体意识、致君意识与参政意识的表达。具体到苏轼的创作中，可看到一些洋溢着奋发有为之气与积极进取之思的赋作，如青年时代所写的《屈原庙赋》《昆阳城赋》《滟滪堆赋》等作品中。以上三篇赋皆属于游览题材，均作于嘉佑四年到嘉佑五年，苏轼服完母丧后与苏洵、苏辙等离蜀入京途中。《屈原庙赋》为凭吊大诗人屈原而作，称颂了屈原不流俗世的高贵献身精神。这时的苏轼，借此赋歌颂屈原不染尘埃的美政追求，也是对自身高洁心志的表达。嘉祐五年，路过叶县昆阳古战场，苏轼有感而发并作《昆阳城赋》，追溯汉光武帝以三千兵大破王莽军数十万于昆阳而作此赋。成功的一方与刘秀的气魄及兵士战斗力息息相关，败方则是因王莽军的用人不当所致。苏轼还特别提到王莽军中精通兵法的将军严尤，他通晓战术，善于谋略，却未遇明主，最终不仅才无所用，更是落得逃亡的下场，苏轼借此告诫世人：在人生道路上既要怀长才，更要投明主，方可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在《滟滪堆赋》中，苏轼别开生面的将旁人眼中的至险之石视为挽狂澜于将倾的中流砥柱,他认为此石是大无畏精神的化身,因而应大加歌颂。年轻的苏轼以独有的豪气和热情审视滟滪堆，发出石破天惊之语：“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1正因为滟滪堆的阻滞，奔腾的江涛才“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透过这种化险为夷的自然现象，苏轼进一步升华出一个道理：“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2此理得悟就显示了青年苏轼那种敢于迎接挑战，敢于搏击风云，在艰难险阻中创造人生辉煌的气魄。

总的来说，仁宗一朝时，由于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国家处于稳定发展的局面，因此朝政的前景便时时焕发新的希望，苏轼于此时所创作的赋，亦代表着他风华正茂年纪里初入仕途的一腔青春热血，以及站在事业起点处的自己志在经世的豪情。

哲宗元年苏轼升任翰林学士，身处君侧，更可施展治国之才。于在几篇议政之赋中便可窥得一二：《明君可以为忠言赋》《通其变使民不倦赋》《三法求民情赋》《六事廉为本赋》《复改科赋》等。这类赋的创作体现的是苏轼此刻身为家国重臣关心国计民生，渴望强国富民的切实观念。《明君可与为忠言赋》主要讲述了君纳谏与臣进谏的关系。苏轼举例指出：在封建时代，皇帝能否纳谏是“明”与“昏”的重要标志；而皇帝的“明”或“昏”又关系着天下的安危。所以，苏轼为国为民之心于此处便可见。《通其变使民不倦赋》探讨了为何变法及如何变法问题。开篇一段，充分肯定了“世变”、“改作”的道理。关于变法的措施，赋的结尾作了明确阐述。国的基础在民，民若不富国何以强，此番利民的出发点足以见得苏轼仁爱之心。在为官之道上，苏轼创作《六事廉为本赋》举起反腐倡廉的旗帜：“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3此文铿锵有力的言语，流入贪腐成风的官场后，是对当局者振聋发聩的提醒。

作为家国一代重臣的苏轼，对于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