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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儿童文学中狐狸形象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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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悦杨柏宏

中日两国的儿童文学作品都热衷于对动物形象进行拟人化的描写，在众多动物形象中，中日两国文人墨客尤其青睐狐狸这一动物形象。然而，中日两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狐狸形象却迥然不同。本文通过对比两国不同时期的狐狸形象，进一步体会两国的历史文化差异。

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引领导向的重要作用。中国和日本的儿童文学受历史和文化等影响，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各有特色，经常出现在作品中的拟人动物形象也有所差异。本文以狐狸形象为例，从古代、近现代、当代小学生课本三个角度对中日狐狸形象进行对比研究。

一、古代中日文学中的狐狸形象

（一）中国古代的狐狸形象——从祥瑞之兆到邪魅的化身

在上古时期，人们信奉狐狸为灵兽。狐神图腾成为祥瑞的象征，为人们所推崇。在先秦两汉时期，狐狸地位尊崇，与龙、凤凰、麒麟并列为四大祥瑞。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中记载：大禹在涂山治水时，看到一条九尾白狐，依据当地的民谣，谁见了九条尾巴的白狐，谁就可以做国王。后来大禹果然成为了部落首领，并建立了夏朝。在这段记载中，将大禹“看见九尾狐”和“做了国王”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只需“看见”就能得到眷顾，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狐狸抱有敬畏和尊崇之心，将其视为祥瑞之兆。

汉朝以后，狐狸的地位急剧下降，沦为妖兽。以东晋时期的志怪故事集《搜神记》、明朝的《封神演义》为代表的诸多民间故事作品中，狐狸被塑造为“狐仙”“狐妖”，并且能够幻化成极尽妖媚邪恶、魅惑人心的妖女形象。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狐狸虽然敢爱敢恨、相信真爱、期待美好，但狐狸依然以妖兽的形象流传了下来。

（二）日本古代的狐狸形象——从狐妖到神使

历史上日本人对狐狸形象的形成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遣唐使将中国唐朝文化中善变的狐狸形象传到了日本民间。日本最早的民间故事集《日本灵异记》便记载了狐狸幻化成女子形象，与日本美浓国（现岐阜县）大野郡的某个男子结婚生子的故事。另一方面，狐狸形象作为稻荷神在民间信仰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而狐狸和稻荷神的渊源，来自于宇迦之御魂神，此神出自《古事记》的记载，是稻荷神之首，别名御馔津，发音和古日语中“狐”的发音相同，因此也被谐音为“三狐狸神”。

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大多都被拟人化，其中，狐狸原本聪明的天性被人们过度解读，甚至进行了跨物种的转变，成为修炼成精的妖女或是拥有神力的灵兽。结合上述，中国的狐狸偏向邪恶、妖媚的负面形象，而日本更多的是依托稻荷神的正面形象被传承下来。

二、近现代中日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狐狸形象

中日儿童文学在近现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我们选取中国作家金近的《狐狸打猎人》和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过雪地》来分析这一时期狐狸形象的差异。

（一）阴险狡猾的中国狐狸形象

在《狐狸打猎人》的故事中，一只狡猾的狐貍听到有可怕的怪兽谣言后，就假扮成了这个怪兽并成功地恐吓了一个小猎人，还要来了他的子弹。回到山里后狐狸想让猎人帮它装子弹，于是又把小猎人骗出来，最后经验丰富的老猎人把狐狸打死了。

在这个作品中，狐狸是彻头彻尾的阴险狡猾的形象，而猎人英勇睿智所以能看穿狐狸的把戏。中国的大多数近代儿童文学作品，正面与反面的形象都像这样有着明确的界限，由于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传统的审美观，狐狸尖嘴、三角眼的长相特征以及好奇聪明的天性，就使狐狸成为故事中反派的最佳选择。

（二）单纯善良的日本狐狸形象

《过雪地》讲述的是一对人类小兄妹在过雪地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小狐狸，由于固有印象使人类小兄妹拒绝小狐狸的食物，但小狐狸没有生气，笑着解释自己不会骗人，还邀请小兄妹参加了它们狐狸学校举办的幻灯晚会，人类和狐狸相处得十分融洽。晚会的最后，小狐狸出来致辞：“今后我们长成大狐狸也绝对不能说谎，不捉弄人，以实际行动改变人类迄今为止对我们的误解。”

可以看出，狐狸在日本人的认识里也存在着捉弄人和说谎等印象，但作家笔下的狐狸是愿意打破这种固有印象的。这也反向说明了日本人愿意接受一个美好善良的狐狸形象。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中国作家沈石溪的《再被狐狸骗一次》里的狐狸，虽然被赋予了重视亲情的元素，但也仍未摆脱狡猾的形象。与之相反，日本新美南吉的《小狐狸买手套》则通过充满童心的小狐狸买手套的故事表现出可爱善良的狐狸形象。

三、当代中日课本里的狐狸形象

课本是孩子们接触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笔者通过对中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教材中，有关狐狸形象的作品进行统计，进而了解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狐狸形象。

（一）中国课本里的狐狸形象

据调查统计，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共有四篇以狐狸为主人公的课文：《狐假虎威》《狐狸和乌鸦》《狐狸和葡萄》《狐狸和蝉》。这四篇课文中的狐狸或善于花言巧语欺骗别人，或喜欢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都表现了负面形象。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狐狸形象则相对多元化，共出现五次狐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