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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收入水平推动“以房养老”差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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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官和蒙袅高靖云陈舒婷

[提要]本项目是基于国家养老政策的推行，研究老年人如何看待国家推行的“以房养老”新兴养老政策，并进一步将老年人收入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去分别探寻对“以房养老”政策推行效应的差异性，对贯彻落实“以房养老”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以房养老;收入水平;养老模式

：C913.6：A

收录日期：2019年11月13日

一、项目背景

（一）国内发展现状。自201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由中国保监会发起的居家养老保险政策，并决定从2014年6月30日起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个老龄化城市启动商业保险机构的“反向抵押”。但至2016年，仅“华夏幸福”一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住房养老产品，共有59个试点城市，78人用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品购买了该产品，只有38个家庭的47人完成了所有过程。因此，中国保监会发出通知，将试验期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试点城市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地级市的一些省份。2018年试点结束后，住房养老模式仍处于发展阶段，从推行至2018年已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模式。有南京汤山“温泉留园”发行的适合在城市居住的人群、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并且无子女或者失独的孤残老人的“倒按揭”模式;上海的以房自助养老，然而这种模式需要在房子过户后实行，房子升值部分由公积金管理中心享有;新疆的新型以房养老模式，原房屋产权人仍有分配权，老人也无需和子女分开居住，对年龄也没有要求，该模式属于比较理想化的模式;最后是中信银行的“养老按揭方案”，但这个方案申请条件比较严格，一般的普通家庭比较难达到这些硬性要求，实行难度也较大。

（二）国外发展现状。日本于1981年开始实行“以房养老”的实施试点，面对着较高的社会老龄化比例，此养老保险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

日本的反向抵押贷款有政府间接融资型、政府直接融资型和民营机构参与型三种。政府间接融资型是以政府为第三方，与银行进行沟通，完成代理;政府直接融资型是以政府为反向借贷融资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内部设置且直接经营管理专门的行政机构，从而不经过银行的介入。民营机构参与型是与政府之外的机构，即民营机构完成代理服务。从政府的角度，日本政府带头进行初次试点，如今，日本政府已經成为以房养老模式的主要参与者，该政策在日本已取得较多民众的信任，获得较大的反响，发展得比较完善。

美国以房养老模式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小范围试行到大范围全面推广，由各州不同到基本统一又各有特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了几种不同又互相补充的模式。从早期到现在，有售后回租、反向抵押年金计划、反向抵押贷款等几种。其中，美国反向抵押贷款是“以房养老”最复杂的，但也是最成熟的产品，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期，美国已经从不到200家金融机构发展到现在的约15，000家，而且还在增长，它在美国的发展迅速，市场饱满，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现阶段“以房养老”运作现状

从供给端来看，目前江苏省有90多家保险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人寿和幸福人寿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的“住房养老金业务”，数量全国居后。尤其自2018年6月以后，养老保险的数量，几乎处于“停止”状态;从需求端来看，南京市民政局2018年发布《2017年南京市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17年末，南京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07%，这表明南京市不仅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2017年的数据显示，南京有1，418，878人年龄在60岁以上，南京的老年人口趋势比总抚养比常住人口呈现直线上升，预计2050年总抚养比将达到80%，由此可看出，南京市常住人口老年人抚养负担将继续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从供求关系端来看，保险公司开展的养老业务是远远不够南京市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参与养老服务的，参保老人以及提供养老服务的保险公司都比较少，几乎属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三、落脚南京市不同收入阶层老人分析“以房养老”模式接受程度

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背景，再结合我国养老政策的变动性和针对性，我们选择相关度最高的群体，即五十周岁至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走访和发放问卷的形式，在南京市鼓楼区、浦口区、江宁区、玄武区、秦淮区以及建邺区6个区的多个社区进行实践调查，其中走访时发放纸质问卷200余份，收回有效问卷有156份，网络上问卷发布问卷，收回1，18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有839份。

在调查中，我们以“收入水平”为调查变量，重点研究对象在对“以房养老”的接受程度以及看法等方面进行着重了解，试着从数据结果展现出各收入水平老年人对我国“以房养老”模式的不同接纳意愿现象，并试着根据先前的理论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