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学校满意度与城市归属感：积极发展的中介效应.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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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的学校满意度与城市归属感

积极发展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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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翠萍韩晓燕章志敏

摘?要：为探讨学校满意度对流动儿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以及积极发展在学校满意度与城市归属感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积极发展量表、学校满意度和城市归属感统计问卷对上海市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对于是否留在城市呈现摇摆不定的态度，城市归属感程度不高，积极发展水平一般;学校满意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流动儿童的积极发展水平，进而经由积极发展的能力和自我价值因子增强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积极发展在学校满意度与城市归属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流动儿童;学校满意度;积极发展;城市归属感

一、问题提出

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趋势导致儿童数量快速增长。然而，受户籍、异地中高考政策的影响，流动儿童难以顺利地融入城市。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自2013年起实行积分制入学和入户的政策，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大大提高;积分制入学政策难以惠及低学历或低收入的农民工阶层;约80%的流动儿童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流动儿童难以在上海参加中考和高考。1这种高入学门槛政策和严格的异地中高考政策为流动儿童顺利实现学业过渡以及向上流动增加了不可抗拒的外在障碍，在如此不利的制度环境下，流动儿童将流入地（城市）作为新家乡而形成积极的记忆和心理情感无疑变得困难。但是，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在城市扎根并拥有积极的城市归属感在普遍的城市化潮流下可能更切实际，因为流动儿童长期离开家乡，伴随和影响他们身心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流入地城市生活，农村的“老家”留给他们的更多只是一种模糊的记忆。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反映了个体对其所处地方所具有的积极情感程度，其影响流动儿童的留城意愿和城市融入水平，对个体的发展轨迹和地方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预测意义。2

有关流动儿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探讨中，主要涉及制度、学校、家庭、社区及社会层面。以户籍为载体而形成的教育和城市管理政策是影响流动儿童城市归属感的制度性因素。1家庭层面中的家庭教育和家庭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网络资源等因素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2社会网络资本、社区文化、社会支持和社会排斥等社会因素对流动儿童城市归属感具有影响作用。3由于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城市面临的宏观境遇短期内难以改变，其父母本身也处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虽然在空间上与父母团聚，但受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家庭难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提供更多的支持。学校是除家庭之外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于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流动儿童而言，学校是对其进行系统教育的组织机构，是培养他们成长的社会组织。教育安置方式、教学设施、师资配备、文化氛围、学校性质等方面则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4学校在促进流动儿童城市融入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学校因素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从主观感受角度出发，学校满意度是个体对学校因素做出的评价。流动儿童对流入地就读学校的满意度与其归属感之间的关系如何，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假设学校满意度可以预测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

学校满意度除了直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产生影响，还可能影响个体的内在因素，如青少年的积极发展。积极发展作为一个积极心理学概念，强调个体自身的潜能，关注天赋、优势、兴趣和未来潛能，而非他们的问题与障碍，认为儿童作为能动个体具有心理适应和应对能力。即使是那些处于不利处境中的儿童同样拥有个体的创造力和发展的可能，提升个体的发展资源将有助于他们朝着积极的轨迹发展。5流动儿童在不利处境下发展而成的积极心理品质有助于促进其个体的发展。6积极发展既是个体的发展资源，也是个体发展的目标结果。因此，积极发展能够帮助流动儿童抵抗风险，促进他们融入城市。

基于已有文献启发，学校因素除了直接对流动儿童的城市归属感产生影响，还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积极发展进而对其城市归属感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流动儿童的积极发展在学校满意度和城市归属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拟检验学校满意度对流动儿童城市归属感的预测作用，并考察积极发展在学校满意度与城市归属感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探讨流动儿童如何提升积极发展水平和促进其融入城市提供新的思路。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参照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公报中的界定，流动儿童是指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内的儿童。鉴于被调查对象阅读问卷的能力，本次调查对象为10—18岁非本地户籍随迁子女，包含四至九年级的中小学生、职校生。鉴于调查对象地域分布不均，如果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调研实施阶段面临寻标困难且抽样成本较高的问题，因此数据收集采用配额抽样方式，即根据总体指标结构来配置样本结构，从而使样本分布和结构在参照指标上与总体结构基本一致。考虑到样本分布的代表性及配额抽样的特点，分别从上海市普陀区、闵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