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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定位与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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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在人类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气候传播是重要的推手，而智库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前瞻性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方法/过程]本文梳理了智库在气候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通过气候传播来影响政策制定者、媒体、大众和企业的强烈意愿和成功实践。[结果/结论]在我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国际气候治理的背景下，我国智库应当更充分地发挥专业优势，为其他气候传播主体进行知识赋能;打造中国特色的气候话语体系，加强议程设置能力;提升智库议题和制度的全球化水平，為发展中国家发声，为国家重大国际战略献策，助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气候传播??智库??知识赋能??话语体系??国际气候治理

分类号：G206.3

DOI：10.19318/ki.issn.2096-1634.2021.04.11

1?引言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致辞中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对于因疫情反复而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之后短短的一个月之内，韩国、日本、美国、欧盟以及印度等多个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或更新了自己的气候目标，一直胶着的全球绿色复苏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经济技术变革的方向基本明确。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2021年年初正式实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0远景规划均将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系统治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提到了新的高度。2021年4月中下旬，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承诺。

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成为西方舆论的“众矢之的”，到今天的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已经从气候变化领域的跟随者转变成引领者[1]。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被纳入最高政治议题和发展战略;在国际上，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的顺利签署和生效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协定时扛住气候治理的大旗，并通过“南南合作”框架持续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赋能。

在气候变化这一专业性话题的大众化和主流化的过程中，气候传播为形成社会共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智库则以其强大的专业能力为气候传播赋能，扮演了献策者、引导者、建构者和沟通者的重要角色。本文将梳理气候传播的发展以及其与智库的密切关系，讨论智库在气候传播中的角色与定位，并立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一大背景，提出智库在其中的行动方向与策略，从而为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思路。

2?气候传播的发展以及其与智库的关系

气候变化原本是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概念，是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改变现象。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约200年的发展过程，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原本模糊的概念才逐渐被厘清、加速被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气候变化开始出现在公共议题中[2]，并逐渐主流化，转变为涉及环境、科技、经济、政治、外交等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议题。

2.1?气候传播的出现与发展

在气候变化主流化过程中，气候传播起到了巨大地推动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问题是否真实的辩论在国际上持续了十多年，这一复杂的科学议题在媒体辩论中逐渐被公众接受，并形成了主流共识[3]。同样，在国内，尽管我国早在1973年就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但直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由于西方媒体和舆论大肆宣传中国需对会谈进程不畅负责，气候变化和环境这一“小众”议题才开始被大众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是工业化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因此，气候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始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根据何坤[4]的研究，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进行气候传播的相关研究，英国在21世纪初也开始着手通过气候传播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中国关于气候传播的研究相对较晚，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西方强大的气候舆论攻势与议程设置能力下，中国在气候谈判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激发了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2010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是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首个气候传播研究机构，可以看作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开端。从此，中国的气候传播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阵地，形成了专业的研究团队。

由于气候传播兴起的时间不长，学界对气候传播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美国学者普莱斯特[5]认为，气候传播是根据研究对象，即气候变化，进行划分而成的传播类别，是大众传播的一种类型。西方国家的气候传播研究主要围绕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展开，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