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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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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可新郭娉婷

摘要：普希金作为“俄国文学之父”曾创作出众多优秀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对比分析作家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助于了解19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阶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展现出俄国贵族与平民阶层各自的女性世界，记录了贵族女性的传统和叛逆行为，揭示了她们的民族传统与西化思想的根源。

关键词：普希金;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一、《别尔金小说集》创作背景

19世纪前期是俄罗斯小说的奠基期，此时普希金创作了自己第一部完整的小说作品《别尔金小说集》。这部作品集标志着作家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由诗歌向小说的创作转变，也体现出其“简朴和明晰”的美学创作原则。

小说集的创作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唤起了俄国民族的爱国情怀，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则激起了俄国人民个性解放和公民自由的意识。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俄国贵族青年愤世嫉俗，不满社会现状，富有改革热情。《射击》《暴风雪》《村姑小姐》从不同视角分别描写了这一时期维护个性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弘扬爱国主义、向往爱情自由的贵族青年形象。

二、小说集中的女性形象对比

在该小说集中普希金对贵族爱恨交加，但对所有女性形象却一往情深。《暴风雪》中的玛丽娅为了爱情选择私奔，却又不失端庄;《村姑小姐》中丽莎游离在贵族小姐与村姑两个角色之间，却又不失体面。这不仅是普希金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对美好女性本身的感情流露，更展现出较强的抒情色彩[1]。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集中的女性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呈现出对比描写特征，构成了19世纪30年代俄国城乡女性的形象画廊。

（一）贵族与平民形象对比

小说集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社会地位差别。贵族女性具有尊贵的身份标识，而平民女性则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但其中每个女性形象都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家都给予了她们正面积极的描写。

《射击》中描写的伯爵夫人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她会与人体面、亲切地交流，是处于蜜月阶段的幸福女人，但也有不由自主地心酸。当军官西尔维奥找伯爵决斗时，她为了阻止这场悲剧最后扑倒在西尔维奥的脚边。这一形象与庄园邻近的村妇形象形成对比。她们虽身处社会底层，终日劳作，但劳作时的歌声却为自己打开了丰富的精神世界。《暴风雪》中的玛丽娅在庄园里接受的是法式教育，安静地享受贵族少女生活。《村姑小姐》中丽莎小姐同样在优越的环境里长大，从书本中汲取世界和生活的知识。相比于足不出户的贵族小姐，平民女仆们的生活在作家笔下显得多姿多彩。在厨师老婆过命名日时女仆们会和地主少爷阿列克塞一起玩逮人游戏。侍女娜斯佳会为丽莎小姐出谋划策，助她扮成村姑赴约。《驿站长》中的杜尼娅完成了由平民女到贵族太太的对比形象转变。由一个作者眼中见过世面的14岁女孩转变成为穿着时髦、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太太，且家庭美满。

（二）传统与叛逆形象对比

作家在小说集中描写了俄国社会贵族女性形象的传统生活，比如：贵族家中的书房、壁炉、画作收藏，定期举办的宴会、舞会、骑马、打猎等等。《射击》中伯爵夫人会到乡下庄园度假。《暴风雪》中地主夫人按照贵族习惯时常玩波士顿纸牌或者摆牌算命，玛丽娅决定与爱人在教堂举行“三媒六证”的婚礼。《驿站长》中杜尼娅每周日去教堂做日祷。《村姑小姐》中丽莎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这些具体行为衬托出维护贵族传统、秉承东正教信仰、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贵族女性形象。

在小说集中作家塑造了勇于选择爱情、追求自由、敢于破除门第之见的叛逆女性形象。《暴风雪》中的玛丽娅从小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向往自由的爱情。她与贫穷的陆军准尉弗拉基米尔相爱并准备私奔去教堂结婚，而一场暴风雪阻断了两人的婚礼。这份无果而终的姻缘表达出作家“宿命论”的思想。事实上改变两人婚姻和命运的真正原因并非暴风雪，而是沙皇俄国的封建家长制。玛丽娅的两次爱情发生在卫国战争前后。小说女主人公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实际上就是反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人民的痛苦遭遇和欢乐生活的一种高度概括与浓缩[2]。

《村姑小姐》中以两家恩怨为家庭背景描写了丽莎小姐隐瞒贵族身份与邻村庄园少爷阿列克赛在森林偶遇并相恋的情节。与《暴风雪》中的玛丽娅相比，丽莎的叛逆精神更加强烈。她是贵族家庭中的“伪装者”，善于利用和睦的家庭关系和女仆的帮助达成自己的计划。她的行为更加果敢、思想更加成熟。而《驿站长》中的杜尼娅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出对传统宗教的叛逆。虽然杜尼娅是被明斯基骗走的，但她的私奔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个人幸福之爱而背离东正教伦理意义上的传统之爱，也隐含着普希金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某种失落[3]。

作家通过描写女主人公们与当时的家庭展开的斗争，以不同程度的叛逆行为向传统的贵族生活宣战并塑造出打破阶层束缚、获得美满婚姻的女性形象。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