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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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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4月3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公布，5月15号起正式施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表现良莠不齐：深圳、上海、香港、海南等省市疫情公布及时、信息量大，且呈现可视化、可追溯的特点；另有些省市则是仅仅以文字通报的形式进行公开，在内容、形式等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也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政府信任，影响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重要时间节点的梳理，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提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信息公开；政府信任；突发公共事件

一、引言

2019年4月3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公布，5月15号起正式施行。新条例用了56个条文，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原则、内涵核心进行了更新，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与范围。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的表现不容乐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更是暴露出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疫情期间，公众都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期待政府发声，这对政府信任的一次重要考验，其结果不仅关乎政府形象，而且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真相如果缺位，虚假信息就会蔓延。面对公众的恐慌情绪，政府更需要做好信息公开，避免产生政府信任危机从而陷入“塔西佗”陷阱，防止谣言造成的次生灾难。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部门按照民众期待使用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的预期，是公民在期望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评价，反映出公民对政府行为确当性的心理认同。政府信任不仅关乎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还承担了降低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功能。从政府信任的形成机制来看，Thomas从人格特征、制度法规、过程三个角度区分了政府信任机制，在政府信任重建过程中，过程机制和制度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国学者林兴初则将政府信任的来源总结为公民对国家主权的信念、对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信任和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预期；李燕、朱春奎认为源于信任主体的公民预期和源于信任客体的政府行为绩效是影响政府信任产生机制的核心要素，其中公民预期包括公民对政府行为效用的预期和对公民需求回应性的预期，政府行为绩效是指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与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效果、公平性与责任性的感知与评价。

在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中，人口学因素例如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变量，但是基于不同种族、民族、区域的政府信任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果；此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的，公众对政府的了解主要来源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如果政府部门能够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就会体现政府对公众的责任投入，如果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众的需求回应性预期被政府部门满足，那么政府信任就会更上层楼。芮国强、宋典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信息公开中政体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内容、信息公开渠道、信息动态性等四个维度都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

（二）信息公开

根据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政府信息即“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或者制作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信息公开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高原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人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主动将信息公开的制度”；刘奕琳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就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在行使其管理职能过程中，按照法定规则，主动向公民或合法组织公开政府信息的过程”。从各位学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定义来看，可以归纳出三要素：信息公开的主体——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客体——公民或者组织、信息公开的行为——政府主动将设计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信息或依法申请的信息进行公开。

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面，彭越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逻辑着手，澄清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基础，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宪法定位；刘克江从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入手，指出信息公开与个人隐私权是“对立统一”的，通过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现《条例》中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的不足，并从立法、制度、程序和机构等方面提出完善意见；胡弘弘、吴晓旭等学者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展开讨论，围绕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判定规则，提出要区分过程性信息中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行政性和专业性、阶段性和确定性，并以政府“会议纪要”为例，提出应该进一步对内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