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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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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雕邓可刘红叶

摘要：当前，在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文化视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应有的追溯和反刍，才能从本源上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内在秉性和历史向度，从而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创新性诠释。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创新性发展，是迫于外力逐渐裂变，不断得以重组的嬗变历程，其整个历史轨迹隐含着一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解读的反思之路。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文化启蒙；马克思主义

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力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地向西方先进的文化形态学习，因此掀起了“反传统、反文言、反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广泛效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适应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

一、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及其时代追问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用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人们需要变革当前社会急需一种取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就迫切需求新的理论成果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也凸显了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了个体意识。而且，新文化运动及其所昭示的历史意蕴已内在地指明了当前文化建设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向度，这是时代机遇和现实需求之间不断强化的出场性结果，所以逐渐铸就了由理性与价值的内在整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当然，是在尊重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是“承先”与“继往”的需要，更是在今后如何坚持这一历史经验，如何更好地“启后”与“开来”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显现，不对等的文化碰撞以致裂变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本位发生错位和重置。而胡适则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转化的态度，以外来的文化形态替换当前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这就为倡导以“换血”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替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积极改造的文化契机。“同样，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激烈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也不是由于少数知识分子思想过于偏激，而是面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崩溃与民族的全面危机，知识阶层对全面解决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方案有强烈的需求与偏好。由于内外危机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2]加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局限，中国国内的文化斗士们缺少了反思批判和良性改造的辩证维度，这也是应对挑战做出的必然回应。这种出场性的时代际遇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以致于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更加边缘化的窘境，逐渐在半行半推之间淡化甚至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气神。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二者之间肯定有融合和相通的部分，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起点。但在整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国内的贯通性和穿透力，并日益凸显其传入到中国国内所散发的穿透时空的解释力和巨大的思想张力，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寻觅合法性依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究和不断研讨的时代课题之一，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和时代担当。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巨大的“文化空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不但有利于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不破旧不足以立新的现实逻辑，其不仅是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革命的转型，而且也是“民主和科学”革命的现代化转型。从本质上讲，“民主，并不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3]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文化空场”，致使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观念中国大地上有了广阔的“需求市场”。内生不成，便转向了对外引进。

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与立

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今更替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文化危机逐渐过渡到了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危机，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