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夏小正》版本的收藏价值.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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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夏小正》版本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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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骋/文

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事历书《夏小正》，原为《大戴礼记》中第四十七篇，相传为夏代时期的农历。体例分经文和传文两部分，依照各月次序，每条先列经文于前，再附传文于后。

最早对《夏小正》进行研究的是孔子。《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按照春秋公羊学派的说法，孔子行夏时制与《春秋》经中蕴含的“以史实说法”的微言大义有关。

东周时期，鲁国的历代修史官编修了一部鲁国国史《鲁春秋》，孔子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儒家经典《春秋》，但过于简略，不像一本正经详于纪事的史书，因此又先后出现了解读经文的《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与著名的《左传》注重史实的传文不同的是，《公羊传》的传文注重阐释《春秋》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这样解释：“《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讨诛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但《春秋》中蕴含的微言却十分隐晦难明，因此揭示讲解这些精微之处所深藏的微言就成了《公羊传》的宗旨。

公羊家认为，孔子所改之制寓于《春秋》之中，称为“春秋制”，而不是周代之制，也非鲁国之制，而是孔子所改之新制，其中包括夏时制、郊制、大一统制等等。

在古代，新王登位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确定时制，这是因为古代时制关系到农业生产，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同时确立时制也意味着确立了新的统治秩序。今人刘尚慈在《春秋公羊译注》中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朔，如夏朝建寅，以孟春月为正月；殷朝建丑，以冬季月为正月；周朝建子，以仲冬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即以十一月为正月（公历12月）；而夏代以建寅为正月（公历2月），比周历合理，利于农业生产。因此《春秋》在所书元年春王正月中的正月非周王之正月，而为孔子所改夏时制之正月，并用非常隐晦曲折的方式暗示出来。如“隐公七年”，《春秋》经文书：“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再如“庄公六年”，经文曰：“六年，春，周历三月，王人子突援救魏国”。这样的表达方式在《春秋》中有多处。今人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解释：若《春秋》纯为记事之书，只可书“王正月”，不可书“王三月”，用正月系王表明王道一统之义，以三月系王无任何意义。此处书“王三月”虽是周之三月，但其所借以明之义即是夏之正月。《春秋》用书“王三月”的方法来暗示改周时行夏时之意，故清人何休明言：“三月，夏之正月也”。

孔子为何要用如此“春秋笔法”来行改制，这是因为古代只有帝王才能改制，而孔子作为一介布衣为后世改制立法是僭越行为，因此公羊家有孔子为王说，因为新时制即为新王登位所确定的时制。但是孔子为王是从孔子的人格上来说明王道王义，即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至于孔子所改夏时之制，清人刘逢逯认为存于《大戴礼记·夏小正》中。

《大戴礼记》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名家戴德所编，共有八十五篇，其中第四十七篇为《夏小正》；戴德的侄子戴圣也是当时的礼学名家，同样选编了一本《礼记》，称为《小戴礼记》，共有四十九篇。东汉后期的学者郑玄给《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释，从而逐渐比较广泛地为人传习；

而《大戴礼记》却命运不济，很少有人传习研读，虽然北周学者卢辩也为其作了注解，但到了唐代仍然佚失了四十六篇。在至今留存的三十九篇中，《夏小正》虽然有幸得以保存，但仍然散佚了不少。现存的《夏小正》为宋代傅嵩卿著《夏小正传》，他把当时所藏的两个版本《夏小正》的文稿汇集而成，却将经文与传文（以自己的文字解释）在篇章中混集而没有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夏小正传》中不尽是原来之全部篇章，加之书中文辞晦涩，古奥难懂，秦汉以来文字又从篆体演变为隶书，因此明清两代为《夏小正》作注者不少于四十多家。尤其在清代，朴学兴起，学者或为之注音、或训诂考证，各有所创见，留下不少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夏小正》研究专家陈奇猷先生辑集的14种《夏小正》版本在2007年被拍出。这些版本包括《夏小正经传考释》、《夏小正疏义》、《夏小正集说》、《庐戴原本夏小正》、《夏小正通释》、《夏小正集解》、《夏小正经传异文》、《夏小正辑注》等。

笔者收藏清人孙星衍于嘉庆戊午年（1798）六月刊刻《夏小正》（图1，以下简称“孙本”）。该本序言道：“傅本（傅嵩卿著《夏小正传》——笔者注）今刊在通志堂经解中，序称所见有关澮本，有集贤大戴礼版本，今有明沈泰校大戴礼刊本，前有宋韩元吉序，与傅引集贤本大略无异……王应麟玉海所载经文亦有脱误，其它若朱文公仪礼集传本，金履祥通鉴前编本皆在傅本、韩本之后，亦无殊异。近世有五礼通考、卢氏见会、毕氏沅刊本。”这段序言提到了几个比较知名的版本，如朱熹的《礼仪集传通解》卷二十六《王朝礼三之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