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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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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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靖

摘要：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关键词：激进思潮资政院速开国会运动速开国会案

K225.04：A：1000-8705（2015）02-51-57

庚子年后的清末新政时代，在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下，立宪思潮在逻辑上就内含了激进化的趋势。1907年之后，经杨度、梁启超等人的倡议，各地就速开国会问题向清廷请愿之声日盛，并在1910年1月、6月和9月先后形成全国性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立宪派第三次国会请愿时期，正值作为“预备国会”的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召开，自然成为请愿各方陈请的焦点。资政院也不负重望地将速开国会案正式列入议程讨论，并经一致通过而上奏请求清廷速开国会，成为第一次常年会期间最引人注目的议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历史学界也因此而对其相关问题多有深入研究，但在论证过程中，仍然普遍有意无意地过多依赖诸如“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等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一套话语体系，使得研究成果往往片面颂扬各方积极呈请速开国会的执著，而对其可否却不愿深究。因此，如果考虑篇幅原因撇开速开国会议案的具体过程不论，对于清末激进社会思潮与资政院议场讨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结果，实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

一、素以稳健著称的梁启超等立宪派代表带头转趋激进

速开国会为杨度最早鼓吹，反映了立宪派要求参政，要求立宪政治、拯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心情。但他抱定的对待清政府“虽一切反对之，不足为激”的宗旨，无疑是一种不恰当的言论。因为庚子后的清政府并不“保守”地拒绝改革，只是在立宪的步骤和内容上与民间立宪派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所以，不问情况“一切反对”地要求“速开国会”，不能不说显得过激。杨度进京求开国会，在未进京时与党人告别时说：“此次北上，誓以死殉，国会不开，决不生还。党人交相庆曰：支那有伊藤矣！”[1]（P129）进京后，杨渐趋平稳，一方面是思想更加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反证入京前准备“以死殉”国会的不负责任。但确如杨度此前所预言，速开国会的建议一出，即如“革命排满”的口号一样易于调动人们的感情，使人们相信，国会一开，则中国所有内外问题均能迎刃而解，并刺激各省立宪派风起云涌，奉之如圭臬，信之如教条。《中国新报》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就倡言：“国会成立为吾人救国之目的”，有不可缓者五：第一，欲整理财政则国会不可缓；第二，欲振兴教育则国会不可缓；第三，欲扩张军备则国会不可缓；第四，欲澄清官制则国会不可缓；第五，欲保全国权则国会不可缓。[2]1907年夏秋，乌泽声在由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创办、以倡导满汉融合为宗旨的《大同报》第二号、第三号上连续发表长篇大著《论开国会之利》，提出“吾人救中国惟一之方法，只有速开国会以监督政府，使之不放弃，使之不腐败，则国内一切困难问题，皆可以根本的解决。”[3]“故改造政府即我国民惟一之方法，而开设国会又改造政府惟一之武器。是以谋开国会、改造政府为吾国兴亡之大关键，为今日政治上最大问题。”[4]

可见，经过杨度的鼓吹，“速开国会”已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感染的梁启超也一改其稳健作风，连续在《国风报》等报刊上撰文鼓吹国会速开，其中一篇长文曾说：“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二年之间。”[5]在他看来，政府舍国会速开之外，已无他路可走。相比较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立宪法议》来看，当时他对君主立宪的次第确有较为清醒的把握，曾以问答形式撰文说：“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而其最佳时间则是“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6]（P5）那么，原“清单”定于第九年（1916）开国会，自梁氏撰文时算起，恰好是其“最速”之第十五年；如果自“下诏定政体”之日算起，则比梁氏的预期还要提前11年。

但国会请愿时期的梁启超，对宪政的追求越来越求其快，也越来越脱离自己一再坚持的“渐进论”主张。第三次请愿运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