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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中老年人危机意识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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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红缘林燕

摘要：普通民众的正确防护意识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部分中老年人无法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及时地了解事实的真相，导致不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工作。因此，提高中老年人的危机意识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将阐述中老年人应对此次疫情时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探究提升中老年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危机意识的路径。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意识;数字反哺;第三人效果;新媒体传播

：G20

：A

：1672-8122（2020）05-0022-03

2019年3月，李克強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7.9%，已接近深度老龄化社会[1]。2019年12月武汉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在2020年1月呈爆发性增长，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中老年人信息传播与接收能力不足，很难快速获取与疫情相关的真实信息，因此无法具备危机意识以保护自己。由于中老年人群体基数庞大，且身体素质较为薄弱，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中老年人是这次防疫工作的重点对象，唤醒中老年人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警惕意识极为重要。

一、中老年人应对“新冠”肺炎事件时的表现

自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以来，网络上经常出现“如何让父母戴口罩”“如何劝父母不要走亲戚”等字眼。疫情升温伊始，许多年轻人劝导长辈们戴口罩但沟通无效。父母通常以“不吉利”“不舒服”“没必要”和“不怕死”为由拒绝戴口罩。而戴口罩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拒绝戴口罩将会给防疫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在新媒体时代，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无法使他们像年轻人一样及时获取网上发布的信息，并了解事情真相与事情的重要性，导致他们在此次事件中没有清晰正确地认识到病毒的危害性。由于不了解真实信息，导致部分中老年人低估此次“新冠”肺炎事件的严重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老年人的危机意识有待提高。

（一）“第三人效果”在“新冠”肺炎事件中的体现

“第三人效果”是美国著名学者戴维森于1983年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中提出的，该理论指的是受众高估媒介讯息对他人的影响并低估了对自己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突发的危机事件时，中老年人基于“第三人效果”的认知定势往往高估“新冠”病毒可能会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新冠”病毒对自己及家人的影响，因此也拒绝戴口罩、自我隔离等一系列防护措施。此外，“幸存者偏差”也是使“第三人效果”在本次事件中表现得如此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的幸存者偏差指的是一部分中老年人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并且在那场事件中他们没有被感染，部分中老年人称“‘非典的时候没戴口罩不也没事”。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及自己身边人相安无事的结果，因而忽略了病毒传播的危害性。

（二）农村中老年人的危机意识更为迟缓与薄弱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占整体的26.3%，且50岁以上网民群体仅占13.6%[2]。由此可见，农村中老年人对网络的运用能力与掌握能力仍然较为匮乏。互联网在农村中老年人群体中没有普及，农村中老年人媒介素养相对较弱。根据调查数据，乡镇新媒体头条文章阅读量500～1000的占比40.74%，10000以上的占比9.26%[3]。可以从数据中看出乡镇新媒体的影响力较弱。相比之下，城市中老年人群体中的新媒体普及率略高于农村中老年人群体，从而导致农村中老年人的危机意识比城市中老年人更为薄弱。据调查，在乡镇的集市上，老年人佩戴口罩的比例仍然较低。在许多农村的中老年人的心里，走亲戚、拜年是过年的必备流程，忠于“礼节”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更加重要。但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的迅速发展，具备危机意识的农村中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没有危机意识，而是相比较于熟练运用互联网的年轻人形成得较为迟缓。

（三）数字反哺阻力较大，反哺机制不畅通

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际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传递方式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指的是晚辈将他们所具备的新文化传递给长辈，这种行为也可称之为文化反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知识获取能力与知识储备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数字鸿沟日益扩大，并刺激反哺现象的出现。这种自下而上沿着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被称为“数字反哺”[4]。例如，此次的“新冠”肺炎事件，中老年人没有及时了解到“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不清楚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子女为了健康着想将他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新闻讲给长辈听，并反复提醒父母如何做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