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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甘地政治哲学比较
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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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桢周骅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南长沙410003；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005）
[摘要]毛泽东坚持国家至上论，甘地是国家的反对者。两者对现代国家的不同定位与理解，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面临的历史困境有关，也和各自对民族传统的接受有关。毛泽东、甘地的政治哲学，是对各自民族政治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这种转换，强化了对本国中下层民众的政治动员与掌控能力，推进了庶民阶层向公民身份的转变，有利于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毛泽东与甘地的国家观，不仅对中印两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居功甚伟，也对当下中印两国的政治格局与实践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国家反对者；全能主义国家；政治动员；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A841[]A[]1001-8999(2013)02-0086-06
毛泽东与甘地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人物，一个被称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一个被誉为“印度国父”。他们的主要思想——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分别是中国、印度走向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两者面对的国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汲取的理论资源有别，毛泽东与甘地的政治理念在各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又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毛泽东思想与甘地主义在中国、印度独立后的不同命运，也影响着中、印两国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生态。本文以毛泽东与甘地如何建构现代国家为视角，分析两者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并试图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对各自国家的影响，从而为了解中、印两国的政治实践与走向提供新参考，更为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国家建设”提供一份西方话语之外的新参考。
一、国家的反对者：甘地的国家观
虽然《甘地全集》最终有90卷，但其中有关国家、民族与社会的论述并不多见，较为集中体现甘地政治思想的是其早期用古吉拉特文撰写的《印度自治》(HindSwaraj)。当然，甘地不是一位书斋中的学者。他有关现代国家的构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著述中，更体现在他现实的政治诉求与斗争中。通观甘地的政治著述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甘地追求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独立，但又反对现代国家利用“政治规则”愚弄普通民众；甘地希望印度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但又反对中央集权，主张通过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权力架构，激活草根阶层的活力；甘地希望印度摆脱贫困，但又反对市场化与大规模工业化，主张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从现代政治的视角看，甘地主要是作为西方现代国家批判者的角色存在，他批判代议制民主，否定工业化与城市化，希望通过每个印度人道德普遍提升，从而实现印度传说中的理想社会“罗摩盛世”。
甘地是“印度国父”，他追求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但他又是国家的“反对者”，反对西方现代国家制度。印度学者马宗达就认为甘地“作为一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而闻名于世”。甘地反对现代国家制度，基于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根据自身虔诚的有神论信仰，甘地认为精神权威高于任何世俗政治统治者。在甘地看来，人之为人，不仅是躯体骨肉，更在于有独特的神灵观念。甘地认为：“爱的力量和灵魂的力量或真理的力量相同。在它发挥作用的每一过程中，我们都有证据。如果没有爱的力量存在，整个宇宙早就不见踪影了。”正是因为对精神因素的强调与重视，所以在甘地看来，外在的制度性约束，如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必须消除。第二，根据非暴力的原则，甘地反对以国家、党派、议会等国家强力机构对普通民众形成的“暴政”。甘地认为：“国家深深的根植于强权和暴力之上，准确的说，这就是国家的本质。它以集权和有组织的形式表现为暴力……它是永远不能与暴力分开的实体。”在甘地眼里，现代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议会只是运用党派的力量谋求少数人私利的工具。第三，甘地主张恢复村社制度，并以此抗衡国家的中央集权，用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规范与治理地方共同体。甘地认为：“我的想法是乡村自治是完全的共和体。……村政府是由五人组成的‘潘查亚特’，这五个人将具有一切权威和司法权。”在甘地的理想社会蓝图中，通过建设这种小而独立、自给自足的村社，从而实现高度分权的社会结构，进而消解国家的中央集权。
甘地反对现代国家制度，但又不是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将集体利益与阶级利益置于首位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将公共的善与服务置于首位的有神论者。甘地希望通过否定现代国家制度、完善潘查亚特的村社制度，构建自我与他人、自然、神灵之间的和谐世界。甘地对国家与个人主义双重批判的背后，是试图回到印度传统的理想社会。甘地的这种国家观，是一种用“社会包含国家”的观念。甘地反对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用印度理想的村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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