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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死观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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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澄宇

摘要：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人们都极其关注的问题，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地域的不同，世界各地的人们形成了完全迥异的生死观。儒家文化看重生而刻意忽略死，有一种“舍身取义”的刚毅精神，并强调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基督教文化认为，现实的生活都应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涤尽自身的罪孽，以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人死之后，灵魂便脱离身体，依照“最后的审判”投向天国或地狱;武士道精神重视尊严和忠诚，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死观。

关键词：生死观;儒家文化;基督教;武士道

生与死的问题是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的人们都极其关注的问题，由于宗教信仰和文化地域的不同，世界各地的人们形成了完全迥异的生死观。从东亚地区来说，由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生死观，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传统方面具有很多互通性，特别是汉唐时期，日本从中国儒家文化中吸收了许多资源，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文化生态，仅仅从日本这样一个文化系统来说，其生死观就包含了多个层面和多个方向，但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确实为日本文化中的生死观注入了精神内核。在现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再是孤立的了，基督教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大量输入东亚地区，不仅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生态，而且也造就了更加多元的生死观。本文将对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武士道精神中的生死观进行比较，这三种文化至今仍然活跃，在东亚地区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探讨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生死观的异同，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东亚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理解，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东亚地区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

一.儒家文化中的生死观

儒家文化对待生死的态度总体来说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先秦时期以来，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生死问题多有论述，总体来说，儒家生死观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儒家文化看重生而刻意忽略死。《论语·先进》中说：“未知生，焉知死”，如果说，生与死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那么孔子更多地强调了生的一面，生代表着现世的经验，代表着个人与社会，孔子认为，人应该关注自身和他人，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改造人的处境，这种思想发展到孟子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管是穷还是达，其着眼点始终是现实世界的当下经验。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伦理道德是建构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的，在现实世界中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网络，为人的生活提供了完整的场域，在现实社会中，儒家为每一个人设置了“安身立命”的社会身份和认同机制，从而为虚置彼岸世界创造了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儒家文化并不全盘否定或忽略死亡，儒家关于祭祀活动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建立在鬼神文化之上的，而随着道教、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其中渗透的轮回转世、长生不老等思想，也被儒家文化所吸收。

第二，儒家文化中有一种“舍身取义”的刚毅精神。《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这种弘毅精神的内核就是坚毅、执着、不屈不挠。儒家主张中庸思想，因此常常被人们误解为是一种“犬儒文化”或“妥协主义”，但事实上，《论语》中关于理想主义的论述不绝如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仅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座右铭，更是他们人生经历的生动写照。孔子为了传播仁政思想，四处奔走，其理想主义的信念可见一斑。到了孟子那里，“弘毅”精神发挥到极致，就成了“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将义与生对举，这里的生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保全自身，存活下来，而“义”则是一种人生理想的实践，是可以超越现实的生死而达到无限的。显然，义与生之间存在着高下和抉择，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来说，义具有更高的价值，代表着一种不可泯灭、消亡的精神力量。

第三，儒家强调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并将死亡也包含在这种生命力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周易》是先秦儒家的六经之首，《周易·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周易》中，始终强调一种变通、活动的生命力，“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宋明时期，理学家和心学家对于儒家的形而上学进行了很大的发挥，关于变易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在强调变易的过程中，“生”不仅指一种在世的状态，而且是一种生生不息、不断变化的运动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死”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个过程。

二.基督教的生死观

基督教是兴起于希伯来地区的宗教，其在西方拥有千年的历史，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李泽厚先生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将基督教文化总结为“罪感文化”。我们可以通过“罪”这一关键词来领会基督教的生死观念。

基督教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圣经·创世纪》中明确记载了上帝创世时的场景，但从这一关于人的生命之起源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