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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中的“和合”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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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阳

摘要：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和合”文化可以用来阐释刑事和解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价值问题，并且借由这一角度的分析，可以相应看出刑事和解的缺陷与不足。在未来应该坚持中国本土化的司法实践，不断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合”文化司法实践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1]刑事和解的出现对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造成较大冲击，导致学界重新对刑事诉讼的理念和目的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目前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编第2章第277至279条对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但对于如何将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行与我国社会文化有效衔接在一起，仍然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本文则主要是联系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对刑事和解的价值内涵进行分析和反思。

一、刑事和解与“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味，和合体现了道家和儒家的价值追求，其文化要旨可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融洽。孙隆基学者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中国文化向来喜欢以和平与和谐为主要基调，人际之间的和合、人际社会的和合、人与自然的和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当然，“和”不是盲目附从，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的是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2]

需要声明的是，把刑事和解和“和合”文化结合起来的，早已有学者注意过了：陈光中教授在《刑事和解初探》一文中，把“和合”文化作为刑事和解产生的土壤和理论依据，以此表明刑事和解产生的根源。陈瑞华教授则认为：“用‘和合文化来代替今天的刑事和解恐怕在动因上缺乏必要的因果关系的论证，它的客观效果可能有助于和解的诞生，但是从动因上恐怕还难有充分的说服力。”[3]

笔者认为，单纯从传统文化上去寻找现行问题产生的原因确实稍显单薄，刑事和解的产生应该是基于生活实践的需要，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由下而上的司法改革，并不是经过什么理论的构建和法律的规范产生的。尽管刑事和解产生的动因并不是“和合”文化，但从另一角度上看，“和合”文化却是可以用来阐释刑事和解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价值问题，并且借由这一角度的分析，可以相应看出刑事和解的缺陷与不足。“和合”文化对于丰富刑事和解的内涵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二、刑事和解的文化分析

（一）“礼”在刑事和解中表现

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把“无诉”作为最为理想的社会状态，这里蕴含了一种求和的文化在里面，“无诉”不仅意味着社会安稳和谐，而且是社会道德稳定的象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管官僚们怎么努力，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矛盾的解决方式却不一定是要通过诉讼，而是通过一个“礼”字。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4]“礼”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和合”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而刑事和解也包含了这么一个“礼”在里面。刑事和解使当事人双方面对面交流谈判成为可能，在这里，他们交流谈判的依据不仅仅是法律，还依据了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对加害人的行为和被害人的伤害进行评价。不再是法庭里的针锋相对，而有可能双方对互相的行为多一点了解，加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和双方家庭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被害人也知晓加害人当时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原因。这便充分体现出了“礼”在刑事和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礼”在刑事和解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把诉讼从严格的公权干预中脱离出来，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刑事程序模式的不同模式。陈瑞华教授把目前中国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分为三种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5]无论是以上哪种模式，国家专门机关都减少了干预，加强了当事人对案件的参与度。这与中国古代乡村依靠“长老统治”来调解社会纠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不同点在于：传统的“长老统治”是完全依靠社会的规则——“礼”来处理各类纠纷的，对此有最终的处分权；而刑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