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立的文明论与现代性反思中的现代文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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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立的“文明论”与现代性反思中的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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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

【导读】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大理论”层面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范型的进展，文学研究需要探索一种更具阐释力、更能回应于现实社会变化的新的意义框架。耿传明的文集《扣问与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探寻》表明了他在探寻现代文学研究的“大理论”层面的持之以恒的努力。从启蒙主义到现代性再到多元共存的文明论视野，他在系列论著中留下了他不肯止步、不断进行新的思想、学术探索的足印。

【关键词】现代性文明论现代文学书评空间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既往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型：一种是以“启蒙”为核心的启蒙主义现代性研究范型，一种是源于“纯文学”理念的文本主义批评范型。文本主义批评属于文学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注重对文本内部的细读，较少关联到社会文化思想领域，其成绩和局限都是非常明显的;启蒙主义现代性的研究范型虽然视野宏大、影响深远，但也因其核心理念“现代性”所蕴含问题的逐渐暴露而不断引起人们的质疑。这问题主要在于它的普遍主义的单数文明观和其中所预设的价值立场。

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最初是通过与“传统”划界、对“传统”进行反叛的方式确立自身的。它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视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由此将“自身”确立为文明的唯一标准，建构起一种自我中心化的排他性叙事。这也就带来了现代性理论中“传统”与“现代”在评价上的巨大偏颇。在欧洲由于其深厚的宗教基础，现代性一出现即受到深刻的质疑和批判，可是在中国，它却因为其作为救亡图存的有效方式的巨大历史事实，而在历史的发展中，由手段（中体西用）逐渐上升为最高价值和目的（全盘西化）;而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则恰好被归给了“传统”。这就使得在人们对于“传统”和“现代”认识和评价的偏颇愈加的极端化：“传统”被整体性视为糟粕遭到不由分说的激烈摒弃，“现代（性）”则成为绝对化追求的最高目标，其本身的巨大缺陷则很少被认识。然而正如西方自始的现代性批判所揭露的那样，现代性本身实际上就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危机，其灾难性的后果在20世纪世界包括中国的历史中普遍地暴露出来。这也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审视现代性的同时，重新思考传统，思考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现代性理论的这些局限同样也就深刻地制约了基于它而展开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最为明显的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两分，以及对文学中现代性质素的认识明显不足。这就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范型。“文明论”的研究范型正适应了这一点。

新的“文明论”是21世纪中国知识界为重新阐释和理解“中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范式。不同于以往的中国论述，如民族—国家论、现代化论、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冷战论等，文明论则主要从“文明”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和阐释。不过，这里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与“野蛮”相对的形容词，也不再是一个大写的普遍价值体，而是一种宏观且复数的人类构成体单位。也就是说，它不是与“野蛮”相对的“普遍主义文明论”中的“文明”，也不是与“文化”等义的“民族主义文明论”中的“文明”，而是一种“复数文明论”中的“文明”。在这种“文明论”视野中，“中国”是世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明形态之一。“中国社会被视为‘中华文明体的当代延续，其国家形态是区别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独特政治体，而其文化认同则需要重新深植于古代传统的现代延长线上。”[1]这种“文明论”范式的提出，虽是人文社科研究界一个总的范式转型，但它所蕴含的基本理念也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

“文明论”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强调文明历史的连续性;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的文明整体，在一个长时段视野中来思考中国的问题。在这个视野中，中国的“传统”和“现代”不再是分裂和对立的，而是连续的、平等的、互为主体的。并且这个连续性关系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解释性”的。在其中，可以“用过去解释现在”，也可以“用现在解释过去”。[2]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样就突破了此前现代性研究范型中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文明论，而又不会坠入复古主义。这可以有效地解决此前现代性研究范型的局限。

耿传明教授的《扣问与触摸——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史探寻》正是在这种复数化并立的“文明论”基础上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作者较早走出了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理解“现代”与“传统”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现代性”所主导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价值观进行质疑和反思。在此基础上，他从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视角，即20世纪中国人心灵变革的角度，将外部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与人内心的波澜起伏贯通起来，加以衡量，呈现了外部看不见的人的内心的峡谷和断崖。诚如作者所述，“论文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换過程中的‘古今之变，而主要关注点则在于新旧转型过程中的人心之变与文学之变的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