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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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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

一、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现状

音乐美学学科于1920年由欧洲传人中国，最初来自蔡元培和萧友梅等人的介绍。笔者曾发表过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综述，涉及源流，在此不赘述。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与教学现状是：基本上沿用从西方引介来的“音乐美学”，而“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教材中的章节和举例，只占小比例。现有的音乐美学教材（包括本人的《音乐美学基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音乐美学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概要”一节中。、显然，西方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完全空缺。据陈自明教授介绍，印度的音乐美学思想很丰富，但混杂在其舞论中。笔者曾经打算和印度驻华教师高兴（中国名）一道翻译相关文献，但是至今未能付诸行动。几次参加世界民族音乐研讨会或学院的世界音乐周活动，获取了一些音乐信息，但其中的音乐美学内容尚需揣摩。从研究人员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者不占多数，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美学研究者几乎没有。就现有综合情况或条件而言，我们首先应该加强本土音乐美学研究。蔡仲德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从音乐实践中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是因为他本人的研究主要以文字史料为对象。这样，一方面中国音乐美学内容少，另一方面这些内容又多为文字史料的梳理和阐释。从音乐实践人手的研究，目前虽然尚未取得像从理论人手的研究那样丰富甚至系统化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重要进展，例如对古琴“表演美学”的研究等。从实践角度对既有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例如对“大音希声”、“天人合一”等的体悟结果（今人关于这些体悟结果的表述很少）。也许这些成果还不足以构建出“中国音乐美学”，但是它们已经与西方的感性论、人本主义的“审美主体一对象”有所区别（这些成效放在后文再述）。显而易见，音乐美学研究与教学跟音乐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应该将它们联系起来看。

从整个学界和教育界看，西方音乐理论无论新旧都是我国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训练的是适应西方大小调体系的耳朵；“音乐”以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纯音乐作为典型，因此才出现“自律”“他律”、“存在方式”等的种种争论和话题；欧洲作曲“四大件”成了创作和分析的几乎唯一的工具。总之音乐技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离开了西方技术和理论，国人几乎无法作曲和分析音乐，甚至无法言说音乐。郭文景曾经立誓创作一首不受西方影响的作品，经过努力终于放弃；陈其钢也曾呼吁“走出西方现代传统”，但是至今似乎没有产生足够广泛的影响。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后殖民状态：音乐厅上演的曲目、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教育采用的学科知识，多数还是西方的内容，尽管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呼吁建构“中华乐派”（有些地区也提出以区域命名的乐派，如“草原乐派”、“福建乐派”等），但是从寥寥无几的理论成果看，仍然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参照；这些难得的努力，不仅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反而惹来不少微词。当然，其做法确实存在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学派”究竟应该在出现瞩目成果之后被社会“赐封”，还是先打出旗号再下功夫出成果？中国音乐体系是否要参照西方技术和理论体系来建构？等等。在现代思潮中，还有一股强大力量，即“科学派”。科学派强调客观认识方法和客观知识的获取，典型者如音乐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借助现代设备来测量音乐影响下的人体反应，获取这种反应的数据，如脑电波、心律、呼吸、皮肤电的数据等。但是同一套数据可能对应两种甚至更多种心理现象，这样一来实验采集的数据有何意义便成了问题。这就引发了相关的思考：精神领域或艺术领域的“科学”应该怎样定义，其尺度应该如何确立？在全球认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的“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的语境中，人文科学的尺度或音乐文化的科学尺度为何、何以成立？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

从学术活动看，近年来“多元音乐美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研讨逐渐升温。2009年10月17—19日，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音乐美学笔会就以“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为主题。2012年12月2日由华南师大音乐学院承办的音乐美学笔会，议题包括中国音乐美学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资源发掘和个案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年会，至少从第7届（2005）开始，每届都设了“中国音乐美学研究”专题。2008年11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第8届年会，第3个议题为“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2011年11月25—27日在西安音乐学院举行了第9届年会，以“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科策略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基本问题与相关实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及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