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突引发的网络民族主义多元主体共振-以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文本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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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冲突引发的网络民族主义多元主体共振

以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文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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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转变,我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冲突呈现上升趋势:与朝鲜的核问题,与韩国的萨德导弹事件,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因南海仲裁案不和,与印度在洞朗地区对峙……可以说,因领土争端引发的外交及国防压力较大。而主权神圣、领土完整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的一大敏感话题、一个外交情结(沈国麟、王倩,2014),这些涉外冲突事件极易引发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且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已经由之前主要针对日本、美国(李红梅,2016),而演化为与周边多个国家的紧张态势。

自2003年中国网络舆论元年开始,网络民族主义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并成为观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研究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中国内政外交均有重要影响(闵大洪,2009;葛素华,2014;叶淑兰,2014),如果说2003年网上反对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签名行动,导致计划搁浅,还只是对国家内部经济层面产生影响,那么如今因与周边国家领土冲突而引发的网络民族主义,常导致网民线上“出征”、线下游行等抗议活动,更需要警惕和重视。因此,研究民族主义在当前网络情境中的表达与建构,动态把握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文献回顾

(一)网络民族主义及其话语实践

通过对民族主义脉络的梳理可知,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通过传播和媒体建构出来的(李红梅,2016)。自Anderson(1991)1983年发表《想象的共同体》以来,媒体在形塑民族主义中的作用被充分认知,那么从印刷媒体到如今的移动社交媒体,媒介在形塑民族主义的过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人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民族主义话语实践,这无疑需要重新定义、描述和检验(王喆,2016)。

学者闵大洪(2009)将“网络民族主义”定义为:①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②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对于“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有的文章侧重在贬义的层面上使用,强调其狭隘和极端性;也有文章强调其积极的一面,认为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思想。本文只从现象描述层面使用“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此不做价值判断。

根据已有研究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三次浪潮的梳理(王洪喆等,2016),从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引发的网络民族主义动员,到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引发的强国论坛成立,可以说,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与国际冲突密切相关,多由其引发,只是在后来,网络民族主义逐渐扩展到因国家间的文化冲突事件或国家取得重大科技文化成就等引发。本文认为,因国际冲突引发的网络民族主义,是各类网络民族主义情绪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种,因其更容易引发线上的争论及线下的实际抵制行动。

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划分,有从身份构成角度,将其分为官方网络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网络民族主义和大众网络民族主义;从空间及行为类型角度,分为网络内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和沟通、网络内外联动式民族主义行动、基于民族主义的网络战与黑客攻击;从领域划分角度,分为互联网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互联网中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等(王军,2011)。近来的研究中还有根据网络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提出了消费民族主义(李红梅,2016)和粉丝民族主义(刘海龙,2017)等。

民族主义对中国网民的话语表达和政治认同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形式的网络空间交流中(Qiu,2006),已有研究认为,网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网络民族主义挑战了传统的由官方垄断的民族主义话语生产(Liu,2006),特别是随着网络使用者年龄的变化,网络民族主义的话语表达发生了变化,从“60后”“70后”的知识青年、“80后”的军迷,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到“90后”网络亚文化和粉丝群体,这些在不同代际、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中形成的网络行动者群体共存于当下的互联网(王洪喆等,2016)。熊慧(2014)对1990~2008年的新民族主义媒体话语展开社会历史分析,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媒体的日常叙事中悄然涌动新民族主义潜流,经历了酝酿、形成和高潮阶段,并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加速转型的态势,一方面“反西方”的话语重心发生转移,“反美”情绪趋于缓和,“反日”话语甚嚣尘上;另一方面自我确认和肯定的民族情绪持续高温,膨胀的民族自豪感取代昔日“反西方”情绪下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从历时性视野对大众媒体上民族主义话语变迁的考察便于后来者把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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