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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案与“群体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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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案与“群体心理学”

www.L查阅、思索近年来关于堪称“拍案惊奇”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各种叙述，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历史的审判也许延宕，但是不会缺席。我们看到，胡风及其友人在政治上被还以清白，案情的细节也在不同当事者的回忆录中得到“互文”式呈现——涉案个人的道德情操也因此自有公论。这段历史似乎尘埃落定，无置喙之处了。不过，仔细检索这些叙述，我发现，胡风及其友人之所以被定位为“反革命集团”，与他们的群体行为关系密切，这一点可以从“群体心理学”视角解释，而在此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揭示。

当我关注胡风案的材料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桑斯坦《极端的人群》封底的一段话：“许多时候，一群人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的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本来绝不会考虑和做的。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信息的交流佐证并加强了彼此的观点，他们尤其可能走极端。”联系到胡风及其友人的举动，我以为胡风案的起源、发展和结果多多少少与群体心理学原理有关，当然，此案主要还是“大势所趋”，但是不能忽视“历史合力”中的任何一条脉络。

作为“卡里斯马”的胡风

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极端的人群》中援引了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来说明权威人士的意见对群体的影响，他用黑体字表明自己的结论：“如果一位权威要求你做某件显然有害或者残酷的事情，你可能会完全照办，要么因为你认为应当这样做，要么因为你不想冒损害自己名誉的危险。”桑斯坦的解释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以为服从权威也是一种实践中培养出的习惯，但是权威在人群中具有影响力肯定是无可辩驳的。

在心理学上，人格魅力是指某个人因为个性原因具有吸引其他人的力量。领袖型人才的身上往往散发着人格魅力，否则他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社会学家希尔斯把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认为，“在有些时候和情境中，人们寻求与中心接触。他们想为社会确立一个中心，不管他们如何经常反叛这中心。他们需要在集体中超越作为个人的自我”，“他们渴望以这个中心建立一种秩序，并在中心之中寻找一个位置”。(希尔斯：《论传统》)

如此看来，“卡里斯马”不仅是现实中习以为常的现象，其形成也有理论依据。毋庸置疑，胡风是“卡里斯马”。胡风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理论能力超群、个性坚定执着、为人慷慨、曾为文坛巨擘鲁迅门生、乐于奖掖后进，因此，身边围拢了一批朋友和崇拜者。早在1949年之前，胡风就已经是国统区内赫赫有名的文艺界重要领袖了。胡风也因此顾盼自雄。胡风的领袖气质为研究者公认：“鲁迅之后，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用力那样多，成就那样显著的人，确实不多见。”“正是基于文艺理念的认同度，他周围出现了一个文学群体或文学流派，他则隐然有一种领袖的地位。”（李洁非：《典型文坛》）

从目前的材料看，胡风并未公开宣称自己有建立文学王国的目的和雄心，但是可以看到他着意用自己的理论去影响文坛，孜孜不倦。实际上，作为一个有追求、并且有超强自信的理论家，这样做无可厚非。视理论创见为自己生命的胡风即便在最困难的阶段有所动摇，但是也并未完全屈服。1955年初，他写完并上呈“三十万言书”后，旋即后悔，要求收回，原因是：“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很快将大祸临头的胡风还是试图把问题引向“主观”、“情况和例证”等细枝末节。胡风在理论上不肯让步，毛泽东一看便知，他严厉批示云：“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胡风的“自成一家”，在当年的环境中必然遭到整肃。

就人品而言，胡风有许多令人尊敬之处。胡风待人真诚。眼光极毒的鲁迅评价胡风时就说，相对于其他人“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在不信任左联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而胡风得到疑心很重的鲁迅的首肯，他的为人处世能力可见一斑。还有一件事可以表明胡风的风骨。周扬是胡风的老对头，三十年代就结怨，自不待言；经过了解放初期的大红大紫之后，周扬在“文革”初期也遭到批判。本来可以报一箭之仇的胡风却并未落井下石。姚文元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后，有关方面让胡风表态，他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在理论问题上，我和周扬有不同看法，但是姚文元的文章，是在胡说八道。”胡风把理论争端和个人恩怨能够分开，显出了他性格中实事求是、执拗的一面。

胡风对朋友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事业上，都鼎力携持，同时，他的权威在朋友圈中也很突出。1950年代初期，山雨欲来，胡风及友人面临骤变。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经常会告诉对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