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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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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作者通过描写出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母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表达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两种文化最终走向交流与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本文试图从二元对立到而二元消解的角度入手，在研究母女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冲突与和解的实质，进而提供一种《喜福会》文化解读的新思路。

论文关键词：《喜福会》,母女关系,中美文化,冲突融合

一.母女间冲突与融合的实质

（一）冲突的实质——东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喜福会》中母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征和小说结构框架”，它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种东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

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就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物产丰殷。那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眼里就是一个充满财富的神秘国度；但是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大门就被迫打开了，西方列强们豪取强夺、恣意妄为，自此之后他们就以征服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化了。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西方和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利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也就是说在东西方二元对立关系中，两个对立项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东方人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无知”、“懒惰”、“愚昧”以及“阴险狡诈”等贬义词的代名词。这些概念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柱。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儿对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片面的、歪曲的。

在文化关系上，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础，制定出针对东方的一整套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他们一步步的把东方造就成“他者”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与东方之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自索绪尔提出二项对立的原则以来，人们有了新的认识事物、确定事物的方法。我们认识到世界不是由独立存在的个体构成，而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事物的真正意义也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之中。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确定了事物的存在，而这差异也成为事物之间互为“他者”的前提。因此，任何事物都不能由自身确定，而必须通过不同于自身的他者来确定。在东西方文化之中，东方成了西方眼里的“他者”，而有了东方这个“他者”，西方自身才可得以确定。东方在这里所代表的是西方为了确定自我而虚拟出来的不同于西方传统价值的东西。

东方和西方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及价值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体现了彼此的存在。西方作为“征服者”占据了有利地位，它通过压迫、歪曲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对立起来以从中获取力量，进而确立自己的权利与自信。这是不平等的，是建立在东方这个“他者”的屈辱之上。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东方和东方文明，西方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权威心态及战略地位。反之，东方在确立自我的时候也正是把西方当成了“他者”。《喜福会》当中的母女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与代表美国现代文化的女儿各自建构“自我”形象，而把对方看成是“他者”。更重要的是，她们看到的都是“他者”身上的文化“陋习”，因此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二）融合的实质——东西方文化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消解

母女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也看到了，母女双方在共同努力下最终走向和解。女儿们对母亲们的理解和认同实质上是以女儿们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以母亲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这既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霸权关系的消解，又以从边缘向主流解构的思维方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确立了文化平等交流的基础”。当然,冰冻三尺，非一夜之寒，我们无可否认,要想实现东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上文所说，正是事物之间的差异确定了事物的存在。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他者”的存在才显示出了“自我”的存在。因此，“自我”的形象是在虚拟“他者”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和拉康所提出的“镜像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拉康认为婴儿在会说话之前对镜像的自我欣赏说明婴儿在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际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自我概念。在这里，“他者”可以被看成是潜在的自我，是“镜像中的自己”。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显示出来的其实是自我的真实形象。因此，《喜福会》中充满矛盾冲突的母女们最终都在对方的文化当中找到了能与自己所代表的文化认同的地方，母亲在女儿的反抗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当中的边缘性；而女儿也在母亲的干预之下明白了原来美国文化也有它自己的不足与缺陷，进而达到了母女之间的和解，最终消解了母女之间，也就是中美文化之间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

这种对立关系的消解旨在说明东西方文化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