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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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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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兑付”是指当理财资金出现风险、产品可能违约或达不到预期收益时，作为发行方或渠道方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机构等为维护自身声誉，通过寻求第三方机构接盘、用自有资金先行垫款、给予投资者价值补偿等方式，保证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兑付。[1]

中诚信托振富煤矿集合信托计划项目（以下简称“中诚信托事件”）因标志着信托产品“刚性兑付”可能打破而成为2013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强烈关注的话题。2014年3月4日，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无法在3月7日全部兑付“11超日债”的消息更是触及“固定收益产品”的兑付危机。此类事件的代表性正是在于其充分揭示了投资市场的风险事件将成为常态。虽然中诚信托事件等最终由政府、企业多方斡旋而平息，但如果不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防患于未然，包括信托业务在内的资产管理业终究无法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一“刚性兑付”的法律关系剖析

在“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下，理财产品到期后，投资者必须按时、足额拿回本金和获得预期收益。“刚性兑付”缺乏法理上的支持，甚至与现行监管法规截然相悖。《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信托公司的禁止行为就包括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此外，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一笔投资是没有风险的，即使是银行存款，因为存在着货币贬值和利率波动，也存在投资风险。固定收益类产品同样如此，2014年3月初的“超日债事件”，因第二期利息无法全额支付而成为中国公司债市场首个付息债务违约事件。其实在成熟市场国家，无论是信托预期收益无法实现，还是固定收益类产品出现违约，都属于典型的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换言之，收益必然会与其所有的投资风险相伴始终。

当然，在2014年所谓“刚性兑付”门中的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集合信托计划》和吉林信托《松花江7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两个案例中，从投资者向监管部门说明情况的材料来看，投资者认为，作为资金托管行与代销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均进行了强力推荐或一站式服务。银行通过在自己的营业场所向其私人银行客户推介，并对信托资金投资的资产和采取的担保措施的安全性进行宣传，使得投资者获得了“刚性兑付”的认知。当标的资产产生的收益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预期时，随着纠纷及随后的维权行动的展开，很多行为的法律含义被提取出来。而这就会涉及在金融产品发行、销售和投资运营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及其相应的义务、责任。无论是投资者维权，还是金融业者辩护，乃至监管部门“问责”，均应以法律行为为基础。所谓功能监管，其实就是要以法律行为为立足点。

按照《信托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投资者是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在上述的中诚信托和吉林信托的案件中，中诚信托和吉林信托为受托人，银行为托管人和信托计划销售方，募集的信托资金构成原始的信托财产。受托人通过股权投资（含股权回购）、购买资产（含受让债权或受益权）、信托贷款（附质押或保证等担保措施）等方式运营资产，以图获得利润和实现资产增值，融资方则获得了项目开发的融资或其他流动性支持。无论是初始的货币还是通过投融资后形成的“资产”，包括盈利或亏损，都归入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当然，受托人有权按照信托合同和《信托法》的约定运营处置信托资金和通过运营资金形成的财产，但是其运营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受益人利益最大化”。正是基于这一唯一目标，受托人对委托人负有诚实信用义务、注意义务和谨慎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应对投资者承担法律责任，而这个责任应由受托人以自有财产承担。

就本文所提及的上述两个案例而言，需要明确下列几个问题：①投资者对信托“刚性兑付”的“误读”是否可归责于他人，换言之，投资者是否有“了解产品”的义务？②商业银行作为代销行，其义务标准如何？③结合本案，受托人的行为是否违反谨慎义务和忠诚义务？④如果商业银行或受托人对委托人承担了赔偿责任，是否可以追及其他当事人，比如融资方、担保方？

在此次中诚信托和吉林信托事件中，投资者均要求银行承担“刚性兑付”的赔偿责任。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在向投资者推介信托计划时，商业银行不得误导消费者，尤其是要提醒商业银行只是推介方，并不对该产品的风险提供担保，不能夸大信托计划的业绩和管理团队的能力。

就中诚信托事件而言，中国工商银行是否在信托计划销售、推介和管理过程中履行相应职责，或者存在其他违法行为，需要细致的证据搜集和法律分析，不可妄下结论。对中诚信托事件的反思可知，制定金融产品销售和推介管理规定显得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投资者往往无法判定银行在投资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因此在立法政策上需要增加银行的说明义务。

与信托业的“刚性兑付”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