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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概念

一前言

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女性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这一“文化转向”的支流与翻译相遇时，女性主义翻译便应运而生。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兴的一个翻译理论，它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中去考察，唤起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翻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使译论界进一步意识到结构主义立场下的传统译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女性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开始向各学科领域渗透。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在翻译研究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二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

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世纪。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流派纷呈。其他相关学科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形成了各种翻译流派，诸如语言学、文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哲学等等。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女性主义学派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诞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8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自古以来，翻译就被性别化，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女性主义在其发展发展过程中受到了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将翻译视为一项政治行为，从女性主义角度强调翻译主体。并为了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提出了女性主义翻译的种种策略，包括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混淆不清的概念，即：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的底层。波伏娃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换言之，女性并非因为生理性别而自然成为女人，她必须自己转变成女人；更确切地说，她必须满足社会对她的期待，通过教育和调适而转变成女人。因此，男女间的不平等，从来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后天的、人为的。女性主义者洞见了自然与女性的特征、身分和价值在社会系统中的相同定位：她们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是处于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他者”；其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她的意义、重要性完全取决于人（男人）的需要和欲望。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女性主义与翻译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翻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女性因素的注入，也给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再者，女性主义翻译并非无源之水，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巴尔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都给女性主义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

由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有着诸多类似之处，翻译与性别似乎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传统译论视译者和女人在各自的等级制度中身份卑微：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地位低于男人；女人和译者都被归入地位低劣的相同行列。原作优于译作的等级权利与男子优于女子的意象联系起来；认为原作是强壮的男性，译作是柔弱的女性。女性与翻译共同的窘境，使得在女性与翻译/译文之间划等号成为翻译史上见惯不惊的做法。1654年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Menage）杜撰了著名的双关语“lesbellesinfidelles”，即“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一文中，张伯伦（LoriChamberlain）详细阐述了翻译与性别的不解之缘。“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这）表现出对原文与独创性的焦虑，对意义差异的权力斗争”。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也被“比作性，比作强奸”。翻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她们在努力打破男权话语神话的同时，还必须张扬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