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招商局创立与清代漕粮海运的关系.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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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招商局創立與清代漕糧海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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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營輪船事業，當以李鴻章、盛宣懷等所組織之招商局爲濫觴”[1]，輪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家“官督商辦”企業，也是洋務派對漕糧海運解決辦法的一個貢獻，在清代漕糧海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於招商局與漕糧海運的關係，學界已經有過不少論述[2]，但尚有可商榷之處。本文即欲對此問題做一新的剖析，以陳管見。

一、招商局非爲漕糧海運專設

一般認爲，因洋輪入侵，原有沙衛等船遭受致命打擊，數量急劇下滑，漕糧海運船隻不敷，輪船招商局才得以創設。應該承認，洋輪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威脅了漕糧海運，並左右著社會輿論；沙衛等傳統木帆船的衰落，也爲輪船招商局的出現提供了最佳時機，但這種可能性轉化爲實在性，卻有待于其他現實利益衝突的催化。通過輪船招商局成立初期的情況來看，當時的木帆船顯然還沒有落到無法完成漕糧海運的地步。最終促成輪船招商局成立的，主要還是洋務派官員政治勢力的壯大，借漕糧海運之名，興辦洋務實業。

圍繞福州船政局而引發的種種衝突，以及洋務運動所面臨的經費短缺問題，成爲創辦招商局的直接動因。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奏稱，江浙大商以海船爲業，只因效率低下，生意漸爲洋商所占，船隻減少，漕政將會難以應手，“非設局急造輪船，不能湊效”。如能以新造輪船運漕，以雇沙船之價支撐，“漕務畢則聽商雇，薄取其值，以爲修造之費”。船成之後，不妨裝載商貨，似歲修經費無需別籌。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興[3]。清廷回復，左宗棠擬在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只，“實系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內酌量提用”[4]，福州船政局開始興建。儘管左宗棠宣稱，創辦福州船政局是爲了解決漕糧海運沙船不足的問題，但事實上，直到招商局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所造輪船都沒有參加過運漕活動，他不過是借海運之名，爲船政局搖旗呐喊。

五年後，內閣學士宋晉上奏，福州船政局原議製造16只，立限5年，經費不逾300萬兩。至今僅造成6條輪船，撥解經費已有315萬兩，另有養船費25萬兩，“用款已較原估有增，造成各號輪船雖均靈捷，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名爲遠謀，實同虛耗。如用以運糧，核其水腳數目，“更比沙船倍費”。當此“用款支絀之時，暫行停止，固節省帑金之一道”[5]，對福州船政局的造船事業進行猛烈抨擊。清廷要求各封疆大吏議複，文煜、沈葆楨、李鴻章、奕欣等人紛紛發表意見，都堅決反對停辦船廠。李瀚章宣稱，閩滬設局製造輪船，慮遠思深，現在中國所造輪船雖不及外洋之精，但已經日見改觀，“駕駛不用洋人，是其明效”[6]。沈葆楨則稱，宋晉稱輪船運漕較沙船還貴，全屬無稽，沙船自滬達津以月計，輪船自滬達津以日計，“此其利鈍贏絀，尚待辯而明哉”？[7]奕欣在議複沈葆楨意見時指出，倘能將福州船政局所造輪船隨造隨領，暢行中外，既可留造船之基，又可省養船之費，“洵屬美意”[8]。李鴻章也表示，目前惟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或備運漕，或交商賃”[9]。針對保守派的指責，洋務派人士都同意變通辦理，而變通之方“不外配運漕糧、商人租賃兩義”[10]。

李鴻章是推動輪船事業的中堅，他借大討論之機，爲輪船事業搖旗呐喊。他認爲，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船費，萬不可省”，如華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必能獲利。但此事只能交給那些熟悉商情、公廉明幹、爲衆商所深信之人，並由朝廷允許代爲運漕，否則商人必多顧慮[11]。與此同時，他又給曾國藩寫信，聲稱租賃輪船是經久推廣至計，自己已經命津關委員林士志和廣東幫船商議呈9條章程，湊集本銀30萬，舉總商承攬，配發公款，照股均攤生息[12]。此章程成爲招商局的最初輪廓。

十一年（1872年），曾國藩病故，左宗棠也出任陝甘總督，李鴻章成爲籌設新式輪船公司的實際主持者。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鴻章上陳著名的奏摺《試辦招商輪船折》，指出自己于本年夏間驗收海運之暇，命浙局總辦海運委員朱其昂等人商議，擬定輪船招商章程。“曆溯滬商之殷實者，首推朱氏”[13]，朱其昂，江蘇寶山縣人，是以沙船爲其世業的淞滬巨商。有人說他擔任海運委員，當沙船商發生糾紛時，總是“經常費盡心機解決這些難題，並提出建議，發出指示，因而贏得了船主及力夫的稱讚，從而是一位難得的官員”[14]。加之李鴻章認爲，南洋無熟悉情形、肯擔當大事的商人，“築室道謀，顧慮必多”，只能由上海商人領辦[15]。這種選擇就很可以理解了。

經反復議論，朱其昂等人擬定《輪船招商節略並各項條規》（即招商局章程）20條，明確規定，輪船招商局在招商過程中，要杜絕洋人借名入股，也不準將股份轉讓給洋人，以保證企業的民族性。但招商局可通融雇用洋人，在輪船進出口時，由洋人引水員，“幫同駕駛，以免擱淺”。章程中和漕糧海運直接相關，並且也是招商局招商的關鍵，則是規定輪船招商局承運漕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