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看慎昌洋行的在华经营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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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看慎昌洋行的在华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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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春林

摘要：慎昌洋行在华实行的根据自身实力，结合市场需要和发展行情选择经营行业、制定运营模式，在保证价格优势的前提下提供全面服务的经营策略，是其获得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在慎昌洋行与广州市政府签署的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中即有所反映。

关键词：海珠桥；合同；慎昌洋行；经营策略

1929年，慎昌洋行参加并赢得广州市政府组织的广州市第一座跨珠江大桥（后来被命名为海珠桥①）的建设单位招标，随后签署了桥梁建设合同②[1]（下称《合同》）。慎昌洋行能够赢得竞争，固然是其“所拟之图案，工程之估算，比其他较为切实可行”[2]，同时也是其经营策略成功的结果。慎昌洋行能够成为民国年间蜚声中外的跨国企业，与其在华的经营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从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中便可见一斑。

1根据中国经济需求选择发展行业

根据《合同》约定，慎昌洋行必须在珠江河上建造一座全长182.90米的钢结构开合式大桥。体量如此之大，为时人所瞩目。但对慎昌洋行来说，已非难以完成的任务或陌生的领域，大规模建设工程本就是慎昌洋行发展的重点。

慎昌洋行（Andersen，MeyerCom.;）于1906年初建时，创办者丹麦人马易尔（VilhelmMeyer）、安德生（M.J.Andersen）及裴德生（A.Petersen）三人便都已看到中国“对于工商商务运输农事工程，糜不仿用泰西新法”[3]，认为中外贸易领域一定大有可为。同时又考虑到公司新创，“應从公司的利益出发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如有可能应开发不担资金风险的代理业务”[4]。故慎昌洋行最初从事的是中外之间的转口及掮客贸易，即直接从国外购买产品，国外卖家以包括运费和佣金在内的价格将产品卖往中国[5]。

马易尔随后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己生产必需的日用品，因此要考虑调整进口的考虑，从进口成品转向进口机器”[6]，但“所有旧设之洋行中专售工业机器亦颇不多见”[7]，故而认识到工业领域大有可为。在另外两位退出之后，马易尔独掌慎昌洋行，开始大力经营工业机械行业，他“找到了几家可以对中国提供技术设备和成套设备的公司，做了他们的代理”[8]。到1908年，慎昌洋行开始大规模工程承包业务。到“一战”后，慎昌洋行引入的已从最初的各种制成品发展成“引进成套机器和完整工厂”[9]，涉及到工厂、铁路、码头、大型屋宇、桥梁等多种类型，其中较为有名或大型的项目包括奉天电灯厂、上海永安纱厂、商务印书馆等。到1929年海珠桥桥梁建设合同签订时，慎昌洋行在华开工建设的类似钢架或桥梁建设项目就包括广州中山纪念堂钢架工程、九江龙开河钢桥、浙江缙云悬桥等。

2结合自身经营实力制定建设模式

《合同》的签约方除广州市方面外，另一方为总部设在上海的美国公司慎昌洋行以及设在中国天津的美国公司马克敦公司（Messco，MacdonnellGormanInc）。在涉及建桥规范时，规定必须按照秀瑞旋转桥公司（theScherzerRollingLiftBridgeCompany）提供的图样及规格说明进行。又约定所有款项均汇款至上海慎昌洋行总部。由此可见，慎昌洋行是总承包方，马克敦建筑公司是其合作方。实际上，慎昌洋行承办广州珠铁桥时，钢铁结构设计（structuralsteeldesign）与秀瑞旋转活动桥公司合办，包工（constractors）与马克敦工程建筑公司合办，结构钢材（structuralsteel）则是采购自美国桥梁公司（theAmericanBridgeCompany）[10]。

这种总承包加合作方的建设模式，在慎昌洋行的经营活动中由来已久。在经营工业机械时，因其实力略嫌不够，便一方面与其他公司合作共同出资经营，另一方面游说欧美各厂家与其签订合约，由慎昌洋行担任其驻华独家经销商，交易方式为先销售后付款。在进入工程项目后，慎昌洋行继续和发扬了这一模式。即对于工程项目，自身作为承包方总揽其责，其余如设计、施工和材料供应等自身能够完成的则由下属部门或工厂完成，否则便引入合作方共同进行或交由第三方负责。

1915年，慎昌洋行由丹麦公司改组为美国公司，名为慎昌洋行有限公司（Andersen，MeyerCom.;，Ltd），并邀请美国人施栋（G.L.Stone）、司特雷（WillardD.Straight）投资加盟。慎昌洋行的投资方、合作方行业广泛，遍布欧美，多为各大工业及建设业巨头，投资方有鲍尔文机车公司（theBaldwinLocomotiveWorks）、万国奇异电器公司（theInternationalGeneralElectricCo.，Inc，即通用电气）、美国气炉公司（theAmericanRadiator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