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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环境下公民媒介素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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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全球成为一个瞬息万变、没有固定中心的世界。[1]电子通信的发展，使信息能够迅速到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表现出“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特征。自2003年Facebook诞生以来，Twitter、Instagram、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也纷纷拔地而起，将互联网带入了新时代，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具有社会化媒体本质的社交网络，其自身的传播属性也被加以利用，成为全新的内容发布渠道。传统媒体纷纷将战场转移到互联网，通过进驻社交站点与普通用户互动，形成自身的舆论场。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测算，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2]在这7亿多的网络用户中，我国网民以10～39岁的群体为主，网民中具备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规模最大。同时，与2015年相比，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占比提升2.2%，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此外，在职业结构中，学生群体规模最大。

《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社交平台、手机浏览器和新闻客户端成三大分发渠道。[3]报告同时显示，2016年7～12月半年期间通过微信获取新闻的网民占比达到74.6%，通过微博获取新闻的网民占35.6%，通过手机浏览器获取新闻的占54.3%，而通过新闻客户端获取新闻的仅占35.2%。[3]由此可见，社交网络受到大多数网民的青睐，网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交网络日益密切，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公民表达情感与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使许多新闻事件在报道、传播的过程中出现数次反转，而公民对新闻事件的认识以及由群体情绪所引发的舆论也出现多次反转。舆论反转类新闻事件的不断出现也侧面反映了公民的媒介素养现状。由于学历、认知水平各不相同，公民对同一个新闻事件的解读、传播与批判能力大相径庭。

因此，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需要积极的、负责任的、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参与意识的公民。媒介素养着眼公众的媒介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这对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积极意义。[4]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概念梳理

（一）文献综述

1.国外的研究现状

媒介素养研究是在1933年被正式提出来的。在西方兴起的几十年里，无论作为理论话题还是社会运动都方兴未艾。在过去几十年间，媒介素养历经了四次“范式转移”的变化，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辨别力、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1990年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5]欧美国家在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多注重矫正媒介引发的社会问题，从而改善传播生态。

在舆论反转方面，笔者在国外主要学术网站以输入关键词的方式进行文献检索，发现国外相关资料中与本选题直接相关的研究非常少。但国外的两本著作——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Bon）的《乌合之众》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公众舆论》为舆论反转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前者是对群体系统性的研究，将网络舆论视为一种群体行为，认为舆论反转现象与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中言论对舆论反转现象成因的探讨有很大帮助；后者提出了“公众舆论”的概念，书中舆论的产生以及外部世界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等观点为研究提供了许多参考。

2.国内的研究现状

与国外通过媒介素养矫正社会问题、推动民主发展的目标相同，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西方媒介素养的译介文章。在国内，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体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内涵及变革和新媒体平台用户的媒介素养研究等几个方面。

在群体媒介素养研究方面，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儿童、中学生及大学生等教育主体的特点、现状原因以及未来对策等方面展开，如孔雪的《新媒体环境下儿童媒介素养与儿童媒介参与研究》从儿童媒介参与情况进行探索，提出儿童媒介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媒介素养内涵及变革方面，对媒介素养的内涵、历史变革、形成特征及媒介素养应遵循的规律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如杨婷的《全媒体时代公民的媒介素养研究》、孔文彬的《媒介素养内涵演变与发展研究》等；在新媒体平台用户研究方面，围绕新媒体环境，结合社交平台对媒介素养进行研究，如王路的《新媒体用户媒介素养提升研究——以微博应用为例》，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新媒体传播的特征进行论述，从而为媒介素养教育提出相应对策。

舆论反转新闻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兴起而出现并受到学者关注的。舆论反转作为舆论研究领域的新现象，目前国内对舆论反转类新闻的研究较少，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