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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实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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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经历了大半年的颠沛流离之苦，于1938年暮春时节来到春城昆明，之后便在西南联大执教。作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栖身与活动的大本营的西南联大，正受到各种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加上英国诗人燕卜荪在联大讲学，诗人奥登来华访问，联大师生更是深刻地领会了西方现代派及批评理论。从叶芝、T·S·艾略特、里尔克到奥登、燕卜荪，他们在40年代西南联大校园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当时文学界也正掀起一个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小浪潮，汪曾祺因接触到一些介绍法国存在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不可低估的感染。冯至30年代从德国雅斯贝斯那里受到过较为系统的存在主义思想教育，此时创作了颇具存在主义特色的《十四行集》和《伍子青》。穆旦、袁可嘉、杜运燮等青年诗人在导师冯至、卞之琳等人诗歌及国外意象派诗选影响下，创作了具有现代主义特点的诗歌。沈从文跟冯至、卞之琳、汪曾祺、袁可嘉等西南联大师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联大活跃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沈从文竭力为他们那些“看不懂”的作品辩护，他自己的作品同样也开始变得“看不懂”了。

在全民族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变的震撼和荡涤下，向内地迁徙的沈从文也在整个情感、理性与心灵世界，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上经受了一系列的变迁与调整，酝酿和准备着思想和艺术上的“新的重大突破”（1）。从这一时期他所发表的一些议论性文字及散文来看，沈从文的关注领域相当广泛：从家乡的人文地理到全民族的存亡危机，从前方的战事起伏到后方的民众心态，从学生的军事集训到女性的教育成长，从时代思想倾向到文学作风，从文物保护到书法绘画……几乎在他的文章中都有所涉及。有些论述也不乏独到之见，并且行文方式还颇有了学者式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味道。沈从文所涉猎的书籍也可谓包罗万象、不一而足，汪曾祺就谈到过其读书很“杂”：“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2）。

不过作为一个作家，沈从文谈论得最系统、最深入的，还是他在艺术理念方面所作的一些探索和思考，其核心问题是对艺术背后的“抽象原则”或“创造的心”多方位、多层面的探讨，或者说是对“生命”、“美”、“爱”三个基本观念的重新考察与领悟。经过长时期艰苦的艺术磨砺，再加上西南联大自由宽松的现代大学体制的保护与熏陶，沈从文终于得以实现心境上的相对从容和宽裕，从而就自己整个生命旅程、人生体验、创作心得、审美感悟，以及更高层次的生命本体、世界本体、艺术本相等问题，展开了既富个性，又颇具抽象思辨色彩的反省和探索。散文集《烛虚》、《七色魇》，长篇回忆性散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以及回到北京后写的长篇自传体散文《从现实学习》，都是这种反省与思索的结晶。

这种新的理论思索与抽象寻觅、新的思想困扰与内在焦虑，必然给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就小说而言，此时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数量极大地减少（3）；二是部分小说的叙事功能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压制，抒情和议论得到了膨胀，小说模糊了其自身与散文、文论甚至与诗的文体界限；其三，与前期写实性小说注重乡村与城市相对立的叙事模式不同的是，这些小说还呈现出了极其浓厚的抽象色彩和哲理意味，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4），因此要在抽象思索的热情中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5）。《看虹录》、《摘星录》以及《新摘星录》便是40年代彰显其创作新风格的代表。由于作品涉及的情爱题材与战时的政治文化氛围相龃龉，再加上作者艰深晦涩的艺术追求，使得这些探索抽象生命体验的实验文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命途多舛，作者本人也因之而受到了几乎致命的打击。

面对未经任何加工改造过的自然与人性，远离战争硝烟的沈从文感受到了生命中神性的庄严、永恒与和谐，于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考成为他此时期小说观的基础。如果说30年代沈从文注重人生的美以及对于人生方式的思考，那么40年代他则超越了具体的人生形式而深入到生命形态；如果说30年代他把创作情感交付予人生形式去承载，那么这时他则将情感揉进生命形态中去思考、去体验。在他看来，“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因此，小说不仅是说故事，“说教，抒情，抽象”亦不可少，而且，“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6）。

1938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