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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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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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经济的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全球化，当今世界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与多元趋势。然而全球化的本质必然带来文化掠夺和文化入侵现象。著名学者河清认为，“全球化”的潜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以使美国主导的跨国金融资本和经济势力畅行无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国的资源和财富。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对本土文化造成缓慢而重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起着重塑人们文化经验、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作用，进而从总体上对国家文化安全构成挑战和威胁。[1]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

1.文化安全的概念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在不同时期的概念侧重也不尽相同，结合全球化背景，笔者倾向认为，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保证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文化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功能状态。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2.文化安全的发展

文化安全问题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始于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已逐渐被各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文化安全作为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国家安全的一种新的安全形态，现实地成为当代国家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变动中的世界格局中的战略位置和分量，从而现实地成为一种国家大战略。”[2]

3.我国文化安全的提出

总体上来看，我国文化安全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被动参与期（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阻隔期（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游离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主动参与期（改革开放至今）。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始终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并列，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标志着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二、出版业与国家文化安全

对我国来说，出版是文化创新和传承的重要渠道，出版物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领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者是文化安全的重要把关人和捍卫者，他们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在文化安全战略上也应承担起重要的国家责任。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3]

1.出版业的文化功能

文化体制改革之前，新闻出版业主要发挥文化事业功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文化产品，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新闻出版归属于文化产业。无论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出版业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积累功能。出版通过记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从而实现文化的积累功能。

第二，文化创造功能。图书出版业在组织图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能够按照国家或民族文化生产的总体要求对数量众多而分散的社会文化创作行为进行规划、组织和协调，组织实施精神文化生产的重点工程，实现原作品基础上的文化再创造，构建适应社会需要的文化体系。

第三，文化选择功能。出版业在组织出版物再生产过程中遇到各种矛盾决定了出版业不可或缺的文化选择功能。这种文化选择体现于出版过程中的选题论证、组稿设计、审稿加工、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

第四，文化传播功能。出版业通过一定的编、印、发等出版活动，使作者创作的精神文化转化为便于传播的文化产品，通过面向市场的图书发售使该种文化产品得以传播，出版物的发行过程是文化传播过程。数字出版则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文化传播功能。

2.出版业的文化使命

出版业的文化功能决定其具有传播、展示、提升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功能。中国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与近年来中国政治地位日益巩固、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极不协调的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阻滞了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的大量涌入，使得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提升离不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4]

出版业的最终产品是图书或其他电子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所承载的人类知识的共享性和传播性以及肩负的传承人类文明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安全中必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点也直接构成了中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