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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下制造业供应链的生态系统治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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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辛悦马榕

摘?要：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上一轮科技革命的传统动能不足，但是数字经济未来已来，传统制造模式必然被智能制造颠覆，生产组织方式与供应链治理模式亦加快变革。文章选取了海爾COSMOPlat工业互联网的案例，特别是其赋能房车企业康派斯的案例，分析了平台企业自身的组织设计、与合作伙伴构建生态系统以及通过生态系统加快国际化步伐的核心要素，为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供应链的治理和国际化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供应链治理;数字经济;平台型组织;生态系统治理

：C931;F425?：A?：2096-7934（2020）09-0051-11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经历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低成本生产优势逐渐消退，面临制造业持续外迁的挑战。如何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制造业面临的重要考验。追溯前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治理模式的变革。未来属于数字经济时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进入工业4.0时代，数字技术的演进、变革型领导与动态团队的协同演化打破组织边界，数字的集成能力增强推动了组织边界的升级，必然会演化出新的更有效率的治理模式。

供应链治理模式可简单地划分为市场化交易和垂直一体化[1]，或者自制、混合和外购[2]。Gereffi?etal.（2005）[3]进一步将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划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专属型和层级型。其中模块型治理模式的研究比较多，因为这种治理模式将创新与制造脱钩，推动了高度集中的全球承包商的崛起。供应链的官僚层级治理（官僚层级治理是在价值链驱动者严密结构控制下小型供应商的网络）发生了转变。伴随高度集中的全球承包商的崛起，品牌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发生了部分转移，既在行业分工的顶端更加专业化，同时又在供应链的其他部分出现了纵向再整合[4]。Scott-KennelandEnderwick（2004）[5]划分了非股权的企业间合作的外部网络化关系，将其设想为处在市场化交易和完全层级化之间的连续体上，其中的“准内部化”程度可以根据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在联盟伙伴之间的转移情况进行测量。Najafi?etal.（2013）[6]特别研究了在新兴国家采购的治理模式，即交易的方式、供应基地的方式、网络定位的方式。

数字技术的整合使得生态系统治理成为战略选择。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的可编码性来促进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动态对话，从而提高外包的可行性[7]。传统上，企业与其合作伙伴一般是同一价值链上不同阶段的上下游企业，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司组织生产网络以获取和内部化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企业的目标是在不要求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其有限理性和合作伙伴有限可靠性降至最低，为自身获取价值。数字经济下，共创价值的发展理念被越来越多公司所认可，生态系统治理亦即平台治理应运而生。相比之下，平台是多边的，平台公司充当结构的协调者的角色，以实现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价值最大化。平台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激励和协调其合作伙伴。当产品生产模块化时，能够减少协调开发流程的需求，降低转移隐性知识的成本，合同治理和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地控制这种合作关系;当综合生产需要特定关系的投资时，企业倾向于建立联盟。从内部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模块化和特定关系投资并存是自相矛盾的，模块化减少了明确协调的需求，而特定关系投资则会增加这种需求。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平台可以同时向外界开放并使用模块化作为协调工具。因此，将生态系统视为一种合作关系的治理机制可以解释矛盾的出现[8]。

由此，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公司如何转型自身的组织形式，激励和协调合作伙伴建设良性生态系统并跨越国界实现国际化发展是未来研究的方向。本文通过研究标杆企业海尔集团COSMOPlat工业互联网的案例，来探寻数字经济背景下，制造业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变革，为中国制造企业找寻转型模式与增长动力寻求启示。

二、支撑性理论

（一）企业组织设计的信息处理模型（IPM）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更需要围绕信息处理有效地进行组织。TushmanandNadler（1978）[9]提出的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processingmodel，IPM）认为企业组织可以被视为面临不确定性的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是指组织决策过程中信息的收集、解释和综合。组织结构必须履行主要职能，便利从外部收集信息，以及允许组织内部和组成该组织的子单位之间有效处理信息。该模型指出企业内部的子单元面临与工作相关的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随着不确定性增加，对信息数量和信息处理能力的需求也会增加;企业必须针对信息处理要求匹配信息处理能力。不同的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信息处理能力，子单元可以通过适当的结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