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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

—邓伟志教授在浙江省行政学院的讲演

二十年来，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受到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它还是像一股旋风，从

现代政治理论的发源地英国，渐渐刮遍了大半个地球，成为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

对今天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运动”

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模式，引进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方法。

西方人做事大概总是爱考虑成本和收益，最后把这一套做法干脆也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中来，

令人耳目一新。

邓伟志讲演者小传

1938年生于安徽萧县。1960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从事理论研究。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学会

副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全国政协常委。著有

《天体的来龙去脉》、《学派初探》、《伪科学批判记》、《中国家庭的演变》、《近代中国家庭的

变革》、《家庭的明天》、《妇女学呐喊》、《我的家庭观》、《我的社会观》、《家庭社会学》、《思

想之旅》、《我就是我》、《邓伟志杂文集》、《新三家村札记·邓伟志卷》等20余部书，论文

百余篇。社会学著作曾获中国图书奖，杂文曾获林放杂文奖。

20世纪80年代，从英美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政府改革，延至21世纪初。二十多

年来，一场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正汹涌澎湃，奔腾向前。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Management），或称“政府再造运动”。

公共管理是涉及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维护社

会秩序以及处理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大事。毫无疑问，这是全社会的大事，同时也是

政府的份内事。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年代，政府的公共管理处于比较平稳的

状态，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追求的是尽量不造成大的社会动荡，所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行政

机构天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不会主动去追求自我改革。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西方人一下

子变得“革命”起来呢？从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运动开始，接着是克林顿政府的“政

府绩效评估”运动。随后，就是奥地利、丹麦、法国、希腊、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

后来就是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陆陆续续，世界上至少有40多个国家争先恐后地推出

了政府改革的战略与战术。短短一二十年间，它发展成为国际性浪潮，其口号和模式，甚至

对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行政改革也不无影响。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出现的动因

“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形势逼人”逼出来的。哪些方面的形势在逼呢？

第一，“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被财政危机逼出来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上台前都要许愿，

以致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投入越来越大，政府不堪重负。20世纪70年代出现石油危机，

西方经不景气。人们不情愿继续纳“重税”。一方面是“投入要大”，另方面是“征税困难”，

矛盾促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第二，“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国家在福利和税收上的左右为难，带来社会政策上的左

右摇摆，结果是失信于民。克林顿在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报告中公开承认：美国政府不仅面

临削减开支问题，而且还面临信任赤字。就是这个“信任赤字”迫使西方政府开展“新公共

管理运动”。

第三，“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被理论危机逼出来的。原有的科层制模式是与工业社会相适

应的。现在已经后工业社会了，僵化刻板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社会。而其

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础——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早

已无法解决政府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内部问题。管理理论到了非创新不可的地步了。

危机是警钟，是呼唤，也是一种机遇。三大危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内在动因。

此外，还有外在动因。

第四，“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被科技革命逼出来的。这主要是指电脑的普及，以及随之而

来的网络化。网络化把地球变小了。网络化把地球变平了。什么事情都是“一杆子到底”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几分钟后全世界都可以知道。

第五，“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被经济全球化逼出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参与的国家来讲，是

竞争的激烈化。你在区域化中是胜利者，在全球化中就未必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提高

国家竞争力,这里当然包括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改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