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开放：劳动力市场改革必由之路.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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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开放

劳动力市场改革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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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屡禁不止的劳动力黑市

提起黑市，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由于产业管制而导致的产品黑市，却不大想到要素市场也存在黑市。劳动力黑市、民间的高利贷（资本黑市）都是要素市场的黑市。

这里提到的劳动力黑市，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交易的地下市场。这个市场不受法律的认可，更不受法律的保护。在许多城市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一些人手中提着木工、瓦工、厨师等字样的木牌或木片、纸片，这就是雇主或中介人；另外有一些寻找工作的人们跟他们讨价还价。当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一来，他们就作鸟兽散；执法人员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

在劳动力黑市上的劳动力交易无人管理、无人批准、不合法，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招工的审批手续，没有任何的保障和监督。一般地，它是城市外来人口的主要集散地。在这个市场也存在一些边缘服务业（比如洗头房、桑拿房、歌舞厅等）的从业人员，甚至从事色情服务的人员也在此寻找工作。

由于在劳动力黑市找工作的人多为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差，很少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更不用说办什么统筹、保险，因此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会经常发生。这样的市场上甚至还发生过流氓借招聘为名，强奸、杀害农村女青年的案件。

在全国许多的城市，都存在这样的劳动力黑市。南京中华门劳动力黑市是其中的一个（《法制日报》2001年4月2日曾报道《透视南京中华门劳务黑市》）。这个黑市自1996年形成，沿袭数年，虽经数次取缔，但至今仍相当活跃。当局先后使用过驱赶、清理等办法，均未见效；后来当局宣布其所属的11家职业介绍所免费对黑市中的劳动力开放，希望通过降低加入正规市场的成本，吸引劳动力离开黑市。即便如此，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然不能和中华门黑市相比。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呢？是那些劳动力不理性吗？不！细细一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其实是最理性的。以中华门劳动力黑市为例，在职介机构求职，除了要有身份证外，还必须有户籍所在地政府发的外出务工证，结婚的还要有计划生育证等，诸证必须齐全。这个要求，对那些黑市的劳动力来说，太高了。对这些人而言，办上述证件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对称。一位安徽的青年就对记者诉苦：不办证还好，一办证，乡里、村里还要收务工管理费。

由此不难发现，劳动力黑市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在于，各种劳动力管制政策对外来劳动力就业的限制。由于那些限制，劳动力在正规劳动力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大大提高，从而使不少农民工劳动力仍然选择停留在黑市进行交易。那些黑市劳动力最多的呼声就是门槛降低些，门缝开大些、少一些限制，多一些方便。

各地政府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本意是使外来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但是，只要看看劳动力黑市，我们很难说那些限制政策是成功的。

二、劳动力市场管制及其后果

劳动力黑市只是对劳动力（尤其是外来劳动力）进行管制的后果之一。劳动力市场管制绝不止这样一点，其后果也不仅是产生黑市。

通常，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制定劳动标准；其二是调整雇佣关系；其三是整合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其四是颁布公平就业法令。

这些管制，或许有其积极作用。但是更多的却是消极作用。我们可以逐一来加以分析。制定劳动标准包括①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工时标准和②最低工资，以及③最低生活保障。劳动经济学的享乐主义工资理论模型表明，安全卫生标准可能会使偏好风险的工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事实上，即便没有安全卫生立法，雇主与雇员的博弈也会是安全卫生条件达到一个合理的程度；缩短工时应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倘若政府有意制定较短的工时，那些希望提供更多劳动的人们就会寻求兼职，而企业将出现更多的加班，做生意的成本提高了。最低工资立法只是造就更多的潜在受害人群，因为它保护在职者的同时也减少了就业机会。最低生活保障使劳动力生存得到保护，但过高的保障也会激发劳动者的惰性。

调整雇佣关系主要是对劳动合约的行为给予限制，包括对劳动合同的管理、指导以及规范。比如，在国有企业开除一名员工比在私有企业开除一名员工困难得多，因为政府对两者雇佣行为的管制程度不同。又比如，现在的企业已经拥有工资分配的自主决定权，但是政府仍在试图指导（如集体谈判工资办法要求企业制定工资水平要考虑地区、行业、企业的人工成本水平，地区、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当地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等）。在我国，政府采取了保护劳动者的立场，在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中，劳动力与企业的权利是不对称的，比如在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上，劳动力比企业更自由。许多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劳动力，在就业雇佣体系中为外来人员设置了障碍。另外，职业资格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劳动力自由合约，职称先评后聘就是一个例子。弗里德曼曾说明企业有反对职业资格制度的倾向，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