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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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东盟政治互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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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互信决定合作命运，面对中国与东盟之间政经要素分离的矛盾，通过梳理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发展过程与模式选择，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构建分析框架，发现在体系层面下存在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出现波动、外部势力乘势而入削弱政治互信和南海问题悬而未决影响政治互信等问题，在单元层面下存在多元文化的发展和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使得东盟国家社会传统的价值链被不断解构、东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够连续和稳定，从而很难建立集中高效的运行机制。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应对措施的核心目标是信任构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争端，以人文交流促进政治互信，从而增强中国与东盟对于共同利益的认同，打造和平稳定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新古典现实主义;中国—东盟;政治互信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5-0030-03

中国与东盟经贸联系密切，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2020年前8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投资合作活力强劲，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62.3亿美元，同比增长53.1%，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稳步推进，2020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10周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以及“两廊一圈”①等在内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1]。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发展规划对接，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尽管中国在东盟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和东盟合作过程中存在政治、经济等要素分离的现象：“中国威胁论”在东盟国家依旧存在一定的市场;双边合作在南海问题等敏感领域进展缓慢;民众意见出现分歧，东盟内部不同国家、不同年龄层对华认知出现较大差异。

信任是区域内外的国家在对其身份及共同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在国家互动中产生并维持国家间团结与进行经济、安全合作的一种行为表现，即行为体通过行动使别人接受自己良好意图，意图本身符合别人原有认知[2]。根据信任的传播路径和自我建构原理，加强与东盟的互信关系有利于中国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3]。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不同背景下双边关系发展分析。陆建人[4]分析中国与东盟双边互信关系发展历程，总结政治互信发展成果与不足，提出未来影响中国与东盟政治互信的因素以及应对措施;成汉平、宁威[5]从“大变局”背景下的问题域方面分析双边互信关系;陈瑶[6]分析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与东盟互信关系的双重影響;陈寒溪[7]从建立信任的具体措施及其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吕晓[2]以中国—东盟之间的信任为切入点，通过界定信任的概念，梳理分析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脉络，得出双方信任构建是从建立到发展信任的过程，以及在此信任的基础上开展政治、经济及安全合作的结论。

从总体上看，已有研究大多从既有事实出发进行论述，对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较少。政治互信决定合作成效，面对中国与东盟之间政经要素分离的矛盾，本文从政治互信入手，通过梳理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发展过程与模式选择，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构建分析框架，从体系和单元两个层面分析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发展过程与模式选择

（一）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发展过程

笔者认为中国—东盟的双边政治互信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1—1996年。1975年中国正式承认东盟。1991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应邀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同东盟各国外长进行对话[8]。1994年7月，中国第一次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中国和东盟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9]，双边关系得到初步发展。

第二阶段是1997—2002年。1997年12月，中国领导人与东盟各国首脑首次举行双边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全方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1998至2000年，中国与东盟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双方签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文件与合作计划。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从全面对话伙伴关系转变上升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4]。

第三阶段是2003—2009年。2003年，中国同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发表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至此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4]，双方政治互信步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阶段是2010年至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2013年，中国提出“2+7”合作框架。201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升级。2018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