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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对鲁迅批判封建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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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蕾刘钊

摘要：余华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通过病态、暴力与死亡叙事去剖析人性的丑恶，其中人伦血缘关系是他切入叙事的关键，这与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中通过解构血缘秩序批判封建文化的思想一脉相承。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逐渐摆脱了先锋时期对于现实世界的决绝态度，从暴力书写转向了对伦理关系的温情叙述，并在非血缘的父子关系中重构新型的文化秩序，这是余华在继承鲁迅批判精神方面做出的新的探求。

关键词：余华鲁迅血缘伦理封建文化

鲁迅与余华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不约而同地通过解构血缘秩序来反思封建伦理文化，既体现出作家的文化自觉，又形成了一种时代共振。余华前期通过描写血缘背后虚伪的人情，揭示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后期通过探索新型伦理关系中的美好人性，发出了人文精神重建的召唤。两位作家洞察社会文化的努力，为我们观照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支持。

一、血缘秩序——封建文化的解构支点

在古代中国的封建文化伦理中，血缘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从个人的人际关系到家族的伦理关系，乃至延伸到整个封建社会，血缘不仅是其中的逻辑起点，也搭建起了“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成为权力链条、阶级划分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受“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封建文化中形成了重血统、轻人本的伦理观念。在家族内部，年长位尊者站在权力话语的制高点上，并且通过血缘这一看似正当的权力传递达到父对子、长对幼的单向度操控，压制幼者的生存空间，簒夺人的个性自由。血缘文化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压制了新事物与新思想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与文明的进步。“五四”时期，陈独秀、梁启超、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敏锐地觉察到“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将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支点放置到了家族制度中。鲁迅则更尖锐地将血缘伦理置于“国民劣根性”的叙事场域中进行批判。如《狂人日记》中的大哥通过对整个家族的控制来完成对狂人的精神制裁，大哥一旦认定了弟弟是疯子，那族人便无一不以疯子的眼光去对待狂人；《肥皂》中的四铭只因为在店里受到了学生们的言语奚落，自己无能辩解，回到家中便气急败坏地指责儿子学程不学无术，并一气之下剥夺了两个女儿上学的权利，子女的前程与未来全然不在父亲的考虑范围之内；《风波》中的女儿六斤在父亲失了辫子的这场风波闹剧中，无故受到父母的斥责打骂，成为母亲指桑骂槐及父亲展示自己家长威严的发泄口。长辈利用地位上对子女的优势来发泄自己的怒火，“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子女作为血缘等级链上弱势的一方，不管是年轻力壮的儿子学程，还是本就年幼瘦弱的女儿六斤，在面对毫无社会地位，缺乏能力与智慧的父母时，还是以一副畏缩胆怯的姿态，去迎合血缘秩序所带给长者的优越感。

由“五四”一代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掀起的这场伦理变革，冲击了血缘文化与封建伦理的社会沉疴。到20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以反叛一切的姿态横空出世。他们虽然在探索文学的形式技巧方面深受西方文学经验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的文学精英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文化启蒙者的角色，将“五四”的文学精神作为关照当今时代的一种思想资源融入自己的写作当中。他们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和对个性价值的追求，既实现了对“五四”一代的精神共振，又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赋予这种启蒙新的时代内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的血缘伦理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开放与交融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中人的交际与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所以我们亟须构建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人伦规范，营造民主、平等、和谐有序的生存空间，使新型的伦理规范不仅适用于社会，也能为处理现代家庭关系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尺度。

二、“暴力与鲜血”——余华对封建文化与伦理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语境为之前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文坛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机会，国外的文学经验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華、苏童、马原、格非等先锋作家异军突起，凭借充满现代意味的形式探索，打破了已有的结构方式和叙事模式。先锋作家在小说文体形式上的自觉探索，让文学从低迷中挣脱出来，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通过极端叙事展现出现实世界的疯狂与丑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以不同凡响的形式去表达对群体特点的认识与批判。的确，在当代文坛中，余华被认为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在先锋时期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锋芒毕露，颇有鲁迅杂文创作的批判与战斗精神，这也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颠覆封建文化的传统。

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发表的若干小说作品中，都有对鲁迅《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