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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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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温州模式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无论是温州的实体经济抑或是温州的民间金融，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时代压力。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在经济、市场、民主法制等重点领域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给温州金融改革注入了强心针和助力剂。进一步深化温州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新常态下深化和完善温州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温州转型发展、实现温州梦的重要手段之一。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三年以来，温州市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了本土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资本的同时促进金融产业资本的发展。有效化解“两链”[1]风险，实现了不良贷款“双降”，保证了区域金融总体稳定。出台全国首部有关民间金融的地方法规，引导民间借贷备案和探索地方金融的分层监管，推动了民间金融的规范有序发展。开展全国首批民营银行试点，积极组建民营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推动民资参与银行机构增资扩股和农商行改制，新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票据服务公司、农村资金互助互利，做强做优做实地方金融组织板块。创新发行“幸福股份”和“蓝海股份”，推动保障房私募债、小额贷款公司定向债等各类债券产品发行，促进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推动小微企业分批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为在新三板和区域资本市场挂牌奠定基础，发展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权营运中心等，培育和发展区域资本市场。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三年以来，各类金融机构达到135家，比金融改革前增加26家，民商银行、农村保险互助社实现了零的突破，村级以上金融服务全覆盖。企业中长期贷款比重提升至26.25%，比金融改革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79个流动资金还款方式创新产品，贷款余额达到333.7亿元，降低了转贷成本。全市股份有限公司总数达487家，在全省占比从金融改革前的4.53%提高到15.4%；新增上市公司6家，新增在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平台挂牌[2]企业141家；累计新增直接融资超过470亿元，年均增速超过50%。中小企业多渠道融资态势基本形成（见表1）。

表1温州金融改革前后金融市场部分数据对比

一温州金融改革的独创性探索和实践

（一）在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的准入限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多渠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破除所有制歧视，壮大地方金融组织板块，金融改革以来吸引民间资本超过150亿元。民营银行筹建工作积极开展，中信证券浙江公司分立方案已获批准；温州保险总公司筹建方案已上报保监会；温州首家瑞安兴民农村保险互助社获批设立。同时，促进民间金融创新发展，金融改革以来新设12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19家小额贷款公司、5家票据服务公司、2家商业保理公司、5家应急转贷行业协会、1家再担保中心、39家农村资金互助会等（见表1），搭建民营金融发展平台。率先推出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招标制度，试点私募债、定向债和优先股，小额贷款公司累计投放贷款1800多亿元，解决了一批资金链紧张但银行授信不足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地域封闭、对象封锁、规模封顶”的农村资金互助会累计发放互助金超过7.4亿元，有3200多户农户受益。

（二）在建立企业帮扶和金融风险化解的有效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作为企业“两链”问题爆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近年来，为化解持续增加的不良贷款，温州市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这条底线，坚持省、市、县、镇“四级联动”，政、银、企、法“四方联手”，创新和健全了一系列的风险防控机制，取得了一定效果。市、县两级处置办抽调人员实行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分级分类处置，强化风险处置组织保障。省内创新推出授信总额主办行管理机制，推动和落实金融服务温州实体升级版“双十条”措施，银企“同进共退”“国保民”等一系列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化解不良贷款。强化司法创新，建立府院联席会议制度，成立金融审判庭，开创企业破产审判新机制。简化财税办事流程。开展“治赖追逃”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整顿和规范金融管理秩序，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通过这些举措，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升高趋势得到初步控制，金融债权司法保护工作得到有效落实，打击企业逃废债净化金融环境工作得到有效加强，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温州市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做法奠定了基础。

（三）在完善地方金融分层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率先探索民间融资立法，出台了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引导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和企业定向资金募集，截至2014年末，全市民间借贷备案累计金额达116.6亿元（见图1），企业定向债券和定向集合资金募集登记总额7.82亿元。温州将“民间融资监督管理”纳入省行政执法范围，成为全国首个地方金融监管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