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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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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如意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扶贫充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的成效。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有待加以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具体考察贵州职业教育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过程存在怎样的基本问题，分析职业教育参与扶贫存在怎样的实践困境，并从根源上分析影响因素。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有益于贵州职业教育参与乡村贫困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职业教育;教育扶贫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14-02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当前，贵州职业教育参与深度贫困乡村扶贫发挥的作用愈来愈显著，对贵州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贫困村的村民受教育程度低、工作人员与贫困人口沟通受阻、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仍然存在，这对职业教育扶贫带来了一定影响。为此，通过对贵州职业教育扶贫过程的具体考察，从根源上分析职业教育扶贫过程存在的问题并归因，结合具体实际，探索有益于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可行性路径，构建良性的扶贫互动机制。

一、贵州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贵州职业教育参与乡村贫困治理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脱贫攻坚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与作用，主要问题概括为以下幾个方面。

1.职业院校扶贫能力不足。随着职业教育改革，地方教育部门响应中央号召，由原有的中职学校合并组成职业院校，党组织较为涣散、教师结构不合理、师资力量明显不足、生源不稳定等问题不断涌现，然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仍依靠自身发展来维持学校日常工作。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职业院校成为教育系统中的贫困学校。由此，贵州职业院校自身发展的不足给精准扶贫也带来了双重压力，既要保证自身茁壮成长与发展，又要集中精力助推脱贫攻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深度贫困地区受教育意识淡薄。深度贫困地区的适龄受教育者是否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与其家庭教育及村寨教育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是村寨经济结构和传统劳作方式较为单一，农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受教育意识淡薄，人们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劳动与经营过程中对教育及技能的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深度贫困地区经济收入低，家庭难以维持教育费用，大部分适龄受教育者过早外出务工，以转变生产方式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危机[1]。由此，“治贫先治愚”的职业教育扶贫策略在执行中困难重重，越愚越穷，越穷越愚，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情境下，国家扶贫政策难以保质保量地落实落地。

3.职业教育扶贫主客体互动失灵。“治贫先治智”，提升深度贫困村村民的劳动能力是取得扶贫成效的关键。在党的领导下，以职业院校为治贫主体，村寨贫困户为客体，在深度贫困乡村中演绎一场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战，职业院校的扶贫人员以专业的职业技术技能与村寨的村民进行有益互动。但在扶贫过程中呈现了扶贫主体导向与客体意愿错位的现象。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向下执行过程中，扶贫主体按照国家意志与村寨扶贫客体互动，国家扶贫政策及扶贫主体容易水土不服，“精准”度不够，很大程度局限了贵州职业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

二、影响贵州职业教育扶贫的主要因素

1.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在欠发达的贵州，职业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推进，大部分职业院校由几个中职部合并组成，原有的中职学校组织人事、基础设施、师资力量、财力物力、学生生源、科研能力等资源难以适应新时代下现代化职业教育，加之受到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制约，贵州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使得学校为了获得并保证生存发展机会，重心转移到招生及教学等方面，在承担地方贫困治理的任务上显得力量轻微、力度不足。

2.贫困村贫困文化使然。贵州农村主要依赖传统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人们往往满足于现状，贫困户仍“等、靠、要”国家实施的低保户、精准扶贫户政策给予的补贴，不愿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这一行为习惯逐渐形成了农村贫困人口共有的特点，正好回应了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指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贫困文化理论认为贫困群体在与“圈内”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行为反应和习俗规则，并通过“圈内”交往而强化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2]。正因如此，村寨村民受教育的意识淡薄，进而维持着原有的贫困生活。

3.扶贫主客体结构差异化。脱贫攻坚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然而，在职业院校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考察帮扶单位委派1—3名人员情况来看，派出人员有的是新到岗工作人员，有的是单位中能力相对较弱人员，难以有效整合已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缺乏治理贫困的能力。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