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ICT、新生代农民工与身份认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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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ICT、新生代农民工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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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在我国日益进入信息社会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完成代际更替而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力。他们并非完全出于“生存理性”而迁移，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追逐自己的“城市梦”，渴望融入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契机（郑松泰，2010）。同时，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在2015年末达6.88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6.2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那么，我国正在发生的信息社会转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广泛应用，对于他们的自我定位，以及融入所在城市的意愿和现状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浙江两地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探讨信息技术利用情况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增进我们对信息技术和社会之间互动的理解，也能够为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融合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二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关于ICT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CT的使用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农民身份的不认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ICT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影响，但影响的内容不明确。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梁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超过对农村的认同，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媒介搭建的人际传播网络在自我认同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帮助农民在主观上实现了自我认同（梁辉，2013）。梅轶竹通过观察和访谈指出，正确的使用网络媒介，可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认同感（梅轶竹，2012）。王学梦从网络对农民工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影响角度指出，电子网络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王学梦、荣梅，2008）。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ICT的影响更为复杂。杨嫚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能够像城市人一样消费手机、网络等信息产品，但这只是带来一种融入城市的假象，无法从根本上构建其城市的社会身份。陈韵博通过深度访谈和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会通过使用QQ等软件建构或重构其身份，从而获得满足（陈韵博，2011）。雷蔚真通过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手机是城市身份的标志之一，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纳、使用同城市移民创建、管理自己的社会网络密切相关，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多重身份认同（雷蔚真，2010）。郑松泰通过采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会在网络虚拟环境（如手机QQ）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一现象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郑松泰，2010）。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大都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访谈和观察等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使用QQ、微信、微博等ICT的具体应用行为、目的及影响做出描述性概括，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多停留在“ICT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影响”这一初步结论上，然而具体是什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ICT的使用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需要从使用目的、使用经验等方面加以明确，同时，身份认同也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特征、现有制度等因素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细化ICT使用情况，并且在综合考察制度、个体因素的基础上，探讨ICT的使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三新生代农民工ICT使用行为与身份认同的分析框架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学者和专家的阐释中有不同的内涵。王春光认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流动人口在流动动机以及自身的特点方面同第一代农民工的许多社会特征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王春光，2001）。刘传江等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同他们的父辈，在文化、观念、行为上存在显著的差别，由此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刘传江、徐建玲，2007）。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将其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

Tajfel和Tumer曾提出，个体认同是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TajfelandTurne，1986）社会学领域中的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在感情和行为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具有很强的群体归属感和相对的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是他们对“我是谁”的回答，还是其市民化的具体体现，更是衡量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标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