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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九江”地望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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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莹楠
摘要:关于《尚书·禹贡》所载“九江”的地望所在,古来许多学者均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有认为在汉寻阳(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诸水即是《禹贡》九江,也有认为是在今鄱阳湖水域,宋代学者多主张是在洞庭湖水域,后世也多宗此说。本文根据《禹贡》有关九江所载条目本身,通过分析其相对地名“敷浅原”、“衡山”、“东陵”等所在,从而分析《禹贡》所载先秦时期九江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
关键词:禹贡;九江;敷浅原;地望
九江作为地理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禹贡集解》中关于“九江”的记述有三处:一是九州“荆州”篇下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乄……九江纳锡大龟……”,意思是指九江水道众多,是出产大龟,奉命敬献大龟的地方。[1]二是“导山”篇下记载:“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2]初步指明了九江的地望所在。三是“导水”篇下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過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3]则更进一步指明了九江的地理位置。对于九江地望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禹贡》九江“寻阳诸水”说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4]第一次说明了九江的地望,他主张九江在汉寻阳境内(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班固亦从司马迁的说法,其《汉书·地理志》云:“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5](此时的寻阳在江北,其县治故址在今武穴西南二十八公里花桥镇附近)。汉代应劭和晋代郭璞在为《汉书·地理志》、《山海经》作注时都认同此说,应劭《汉书注》云:“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6]郭璞《山海经注》云:“江自寻阳而分为九,皆东会于大江。”[7]汉代大儒郑玄也认为:“九江在庐江寻阳县南,皆东合为大江”,[8]与班固说法一致;但他们对九江的江源有不同看法,应劭、郭璞都认为九江源自大江,派分为九,但郑玄认为九江各自别源,并非大江自分九派。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载《寻阳地记》云:“一曰乌白江、二曰蚌江、三曰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江、六曰源江、七曰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张须元《缘江图》则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乌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乌江、七曰菌江、八曰沙提江、九曰靡江”。两处江名虽然不一致,但都认定九江在寻阳境内,“始于鄂陵,终于江口,会于桑落洲”。[9]
后世学者赞同寻阳诸水说的较多,但各自意见并非完全相同。阎若璩认为九江有两个,“九江一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为九水所会聚以泽浸,名同见荆州内,何不可之有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势之中为九水会聚者,苐曰禹经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书法固自别也。”[10]杨守敬在《禹贡本义》中指出:“余谓下隽之‘九江是荆州之‘九江,寻阳之‘九江是导江之‘九江,盖长江数千里,江水枝分,何必只一见?见于荆州者即不必见于导江,见于导江者即不必见于扬州,此古文详略互见之法,不然‘澧为荆州之地,‘东陵为扬州之地,则‘导水篇可不立矣。”[11]他也认为九江有两处,一个九江是下隽之九江,其范围在今湖北省公安县与安乡县之间,另一个九江是寻阳之九江;他还认为长江数千里,支流众多,有两个九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二、《禹贡》九江“洞庭诸水”说
《山海经》云:“澧、沅、潇湘之浦,在九江之间。”[12]宋代大儒胡旦、朱熹、蔡沈极为推崇这一观点,他们均认为洞庭九水即九江。胡旦认为,《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13]故此,九江当即洞庭诸水。朱熹是此说的代表人物,他著《九江彭蠡辩》详细驳斥寻阳诸水说:“(九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如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洲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处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于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证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14]朱熹弟子蔡沈集宋代洞庭九江说之大成,在《书经集传》中注九江曰:“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杨州之境”,不得以荆州之水当之,“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经》言:‘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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