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中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策略.docx

?

?

主旋律电影中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策略

?

?

李莉

当代主旋律电影兼具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已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一方面立足于电影文本，重点分析其通过小人物视角来讲故事的创新叙事模式，提升影片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探究文本之外的传播方式，重点分析其如何利用“事件本身话题性”制造网络话题，为同类电影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电影行业也迎来发展小高峰，商业电影大获成功，不仅如此，曾被定义为“命题作文”的主旋律电影也日渐具备与商业电影博弈的力量。从2011年国庆档黑马《湄公河行动》再到2019年上映37天票房收入突破28亿元，进入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排行榜的《我和我的祖国》，这些主旋律电影不仅在票房、口碑方面不断赶超同时期的商业电影，而且突破了该类型影片题材选择单一化、人物形象刻板化、叙事直白化等束缚而被观众追捧，堪称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典范。为何当代主旋律电影深受观众喜爱？其又有怎样的传播策略？基于此，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重点探讨影片在主流价值观传播方面的成功示范，以期为主旋律电影创作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一、主旋律电影热度高涨

随着多部主旋律电影的院线飘红，使得主旋律电影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在中国知网上以“主旋律电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据不完全统计，共检索出与主旋律电影相关的学术论文1338篇，其中2018年231篇、2019年263篇，2020年235篇，足证该话题热度不断。经过归纳、整理与摘要阅读发现，关于主旋律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叙事手法、美学特征等研究较多，但关于其传播策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如2020年李宁发表的《主旋律电影的主体重构与美学新变——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1]一文，分析了多重创作主体带来的美学内涵变化对青年受众情感结构的影响。2021年陈犀禾等人在《艺术百家》上发表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2]一文，重点分析了4种不同主旋律题材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而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相对较弱，这就为本文留下一些探索缝隙，在具体研究传播策略之前，首先应对主旋律电影与价值观内涵有所了解。

20世纪80年代，面对多元化、多层次文艺产品的百花争艳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正式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了“主旋律”①电影的发展方向。当时，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未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但在主流精神的弘扬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决定了该类型电影在题材、内容等方面的趋同性，题材——党的建设、军队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等，思想内容——主流价值观、民族精神等。因此，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几乎用一种直白而非艺术化、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等，几乎一律用“红色叙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故而被称之为“命题作文”。如《七七事变》《大进军》系列影片，无不是以“高举大旗”的主旋律宣扬形式来号召全国人民坚定爱国，“建国三部曲”用“红色叙事”讲述建国、建党、建军的历史，这在当时确有不同凡响的宣传效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迈入全面转型时期，大众娱乐文化日益兴盛，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样化，主旋律电影在传递国家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方面，也不应拘泥在传统意义层面而当寻找新的叙事模式与表达方式。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电影文化产业，主旋律电影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力，其在人物塑造、叙事视角等方面开始创新，脸谱化的人物性格和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被普通人取代，注重平民化、生活化的角色形象塑造趋势日益凸显，同时亦体现出一定的商业价值。对此，学者刘高志认为“主旋律电影逐渐走向成熟，原因在于其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的发展，其表达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找到了更加适合自身表达主流意识形態的方式，从而在观赏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达到平衡。”[3]学者程波认为，“当前主旋律电影出现了民族化、平民化、类型化和商业大片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英雄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亲民，越来越‘接地气了”[4]近年一系列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皆是如此，如《战狼2》中的主人公冷锋既有军人的责任，又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甚至其在早期是一定程度上的“问题青年”，为保护战友家人大打出手，为爱人复仇远赴非洲深陷危机……该片塑造出一位立体、饱满而又生活化的军人形象，受到观众追捧。可以说，主旋律电影这一变化既迎合了电影艺术本身经济、娱乐价值的回归，也坚守了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使命。

二、文本创新叙事模式

2019年国庆期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高达31亿元，目前豆瓣评分还保持在7.7分，票房、口碑均超越了同时期大多数商业电影，亦荣获电影界多个奖项，可谓大获成功。该片既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