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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能否约定免缴社会保险？

2007年4月，李某与某服装厂签订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用工期限为3年，李某从事仓库管理工作。从2008年3月始，服装厂与李某就不再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达成协议，约定合同期满时服装厂一次性支付李某4000元作为经济补偿。2009年12月，李某因故欲离开服装厂，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无异议，但李某要求服装厂缴纳之前拖欠的社会保险费。双方发生纠纷，李某申请劳动仲裁。

李某与服装厂关于免交社会保险费得协议是否有效，有以下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该免缴社会保险费得协议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非胁迫、欺骗所达成，因此，应该认定为有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对该规定进行更改和变通，应认定该约定无效。

请问：你同意哪种观点？李某与服装厂之间关于社会保险费免缴的约定违法了《劳动法》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4条,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征缴的社会保险费纳入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第12条,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

综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得以私自合意对社会保险费缴纳进行变更,也不得对社会保险费缴纳方式进行更改。因此,李某与服装厂的协议属无效协议。

新闻在线田成平:全国社保基金到今年8月底已积累3600多亿元上海社保案的经过及启示：上海社保基金中心先后将34．5亿元的资金通过委托资金运营的方式拆借给福禧投资及其股东沸点投资，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资产。上海社保基金另外的投资渠道是房地产业委托贷款，如瑞安房地产旗下创智天地就是通过浦发银行获得了来自上海社保基金的15亿元人民币贷款。此外，上海诸多拥有强大背景的房地产企业也与社保基金有染。1994年上海社保基金投资4．8亿的南京西路“东海广场”项目，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以闹剧收场。1996年前后，社保基金高峰时投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资金在60亿元左右。由于社保基金的投资大多不是以股权方式，而是以15％－20％的高息参与投资，性质不明，产权不清晰，实际上处在危险的境地，成功纯属侥幸，失败才是常态。在前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高峰期，一些房地产企业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之后以社保资金融资，其后再获得项目开发贷款用以偿还社保贷款，房地产商轻易地“空手套白狼”，炒出了类似浦东某豪宅项目11万元／平方米这样的天价楼盘。上海房地产市场超常规的畸形繁荣，与社保基金背后的支撑不无关系。面对上海房地产开发的如此乱象，社保基金涉及重大的腐败案件，公众最关心的是：社保基金的监管到哪里去了？世界银行关于社保基金“三支柱”的划分办法，中国被统称为“社保基金”的资金主要有三部分:其一是作为基本保险的社会保险基金，包括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五个方面的基金，其中上海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200万人，基金收缴率99．9％。由“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结算与管理中心”管理基本社会保险基金。其二是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形成的企业年金、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补充保障基金，上海企业年金计划覆盖职工110万人，在职工工资总额的4％以内可以列入成本。“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管理运营企业年金。其三是商业保险、个人理财等资金，是职工的自愿投资保障行为。“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和“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结算与管理中心”两个事业单位隶属于上海社保局。基本社会保险基金一直由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险基金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同时,由于基金管理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地方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地方政府擅自挪用企业年金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基本保险和企业年金两类资金的管理模式和办法不同,给祝均一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灰色空间。上海市社保局集社保基金的行政管理与投资运营于一身,监管实际上成为左手监管右手。基本社会保险基金一直由政府的社会保障部门进行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险基金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同时,由于基金管理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地方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地方政府擅自挪用企业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