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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政治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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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城乡政治格局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城乡差别扩大与社会的分裂动荡混乱
在美国学者亨廷顿看来:“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1]这一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不是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造成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不仅传统的城市统治和剥夺乡村的政治格局及相应的城乡对立差别延续下来,而且城乡对立更为突出,差别进一步扩大,分裂为两个有鲜明特点的社会实体。这一状况则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其一,城市统治乡村的政治格局使城市仍然成为政权的象征和控制乡村地方的堡垒,统治者无不以争夺和控制城市为首要目标,并破坏城市社会的发展。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是以占领城市开始的。为使城市成为进一步入侵和控制中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它们将资本投向城市,对乡村则实行直接掠夺,造成城乡的明显差别。而在对城市的侵占和控制过程中,它们又严重地破坏着城市文明。如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对工商业较发达的江南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仅在南京城就屠杀了30多万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则迅速衰败。
近代中国的国家权力经常更迭。特别是清王朝覆亡以后,纷纷崛起的军阀势力力图填补权力真空和扩大势力范围,形成连年的军阀混战。军阀战争争夺的首要目标就是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的城市。战争的结果一是严重破坏城市文明,二是为重建和巩固城市统治堡垒,更残酷地剥夺乡村,加剧着社会的动荡混乱。国民党是通过战争,首先夺取城市而获得全国统治权,并主要依靠大中城市实现控制的。为巩固其统治基础,极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和抑制城市民族资本造成官僚资本化的畸形繁荣和民族工商业的日益凋败的状况,使城市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其二,近代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些近代城市,但仍然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近代西方国家主要依靠众多城市带动乡村进入现代社会不同,中国少量的近代化城市根本难以带动乡村的发展。而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乡村的无止境剥夺,根本不考虑发展乡村,使乡村处于被近代文明所遗弃的地位,陷入极度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之中。这正是造成一个农业人口占80%以上的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最深刻根源。
其三,在古代,统治者是通过政治性城市控制经济性的乡村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而在近代,城市的经济特性大为突出,特别是城市出现了新型的文明因素。统治者不仅很难使城市成为维系专制统治权的堡垒,而且城市本身也生长出反对统治者的强大力量。统治者因此难以通过城市将统治权传递到乡村地方,实行强而有效的政治控制。广阔的乡村得不到有效的国家控制,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混乱中,既导致土劣盗匪的蜂起,又更加激起来自下层社会的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
社会变革中的都市突破与绿色崛起
近代社会的分裂动荡和混乱意味着:传统的秩序与平衡被打破,统治者再也不能按照旧的方式进行统治,下层人民群众再也不愿意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整个社会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中。在这一社会变革中,近代城市首先实现对传统社会的突破,起着领导作用,被遗弃的乡村的“绿色崛起”则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古代社会,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政治统治。作为专制统治堡垒的城市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即使是明清时期的市民运动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也很小。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城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出于入侵中国和维系统治的需要,造成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首先突破传统社会框架,进入近代文明社会。而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又在客观上造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掘墓人,这就是新的阶级力量和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人。如帝国主义投资建厂和清王朝兴办工业,造就了最早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一阶级一产生就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对力量。在外国资本刺激和清王朝重视实业的推动下,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生长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紧密联系,但由于其特殊利益,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异己力量。特别是传统封闭状态突破后,城市首先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造就了一大批新兴的反对者,对传统统治秩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批知识青年出国留学,清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派出大批留学生。正是这些受新思想新文化熏陶的青年,成为清王朝最坚决的反叛者。清王朝自己训练的新军,则成了清王朝的埋葬者。
美国著名发展政治学家亨廷顿深刻分析了传统社会崩溃时新兴城市的历史作用,认为:“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平衡。”[2]新兴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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