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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

《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

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

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

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

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

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

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后

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后人

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后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

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

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

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

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

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

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

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

十二家。”

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

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后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

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后是《考异》.高似孙《纬略》,

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

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

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

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

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

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

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

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

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

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

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

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

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

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

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

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

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

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

《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

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后,谱学就几乎没有

了.

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

惟宋、明两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

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

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

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

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

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

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

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

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

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