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数学文化.doc

浅谈中国古代数学文化

摘要：在悠久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数学文化是其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数学不仅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的基石，而且含有神秘的文化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渗透在中国的各个领域，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周易；数字文化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

中国是一个对于“数”这种概念异常重视的国度，对于数的重视，促使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起码在夏商时代，中国即创造和使用了十进位制。在传说中，有“黄帝为法，数有十等”的记载。在《尚书》中，每见“亿兆”、“兆民”等词。在甲骨文中，也有个位、百位、千位、万位的记录。这说明，中国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使用十进位值制。与此相比，直至12世纪，欧洲所使用的是仍然为既不便于思维、也不便于运算的罗马计数法。古巴比伦人和中美洲的玛雅人虽然也采用了位值制，但巴比伦人采用的是六十进位，玛雅人采用的是二十进位。印度于公元6世纪开始采用十进位值制，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位值制数码为阿拉伯数码的前身。因此，李约瑟说:“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

直至宋元时代，中国的数学在众多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北宋之时，数学家贾宪提出了“开平方作法本源图”，比法国数学家巴斯卡提出同样的成果早600多年。宋元之交，即在13世纪下半叶几十年时间里，就涌现了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等四位杰出数学家。他们的著作被称为“宋元算书”，一直流传至今。其中，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在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即被称为“秦九韶程序”)和“联立一次同余式”(即被称为“大衍求一术”)的解法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秦九韶所创立的高次方程求值法，在欧洲，直至1804年与1819年才分别由意大利人鲁菲尼和美国人霍纳提出，比秦九韶要晚500余年。他的“大衍求一术”在欧洲是由大数学家欧拉于1734年和高斯于1801年完成的。在数学上，“大衍求一术”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19世纪中叶传到西方时，德国数学家康托称赞说，秦九韶是“最幸运的人”;美国科学史专家萨顿说:“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两书，对用代数方法列方程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并为数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准备了条件。元初数学家李世杰的《四元宝鉴》，应用“天元术”，即根据问题所给出的条件，运用未知数的方程的普遍方法来解多元高次方程组。这种方法，在欧洲直至16世纪才开始起步进行研究。这些数学成就都比欧洲早了几百年，奠定了中国数学在宋元时代的领先地位。

二、周易之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向来被称为中国群经之首，它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它塑造形成了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后者的发展趋向。

中国古代数学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思维方式和理论特征是与整个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母基，流传近三千年，长期以来，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理论依据，在中国古人的精神空间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特殊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数学的思维方式，各种类型的神秘主义思想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地支配着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形成和走向，对数学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周易》思维方式上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的影响

1）《周易》侧重于经验直观，不注重理论抽象。由此导引着中国古代数学从思维方式上把重点放在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上，不注重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里缺乏推演的精神和逻辑的精神。

3）《周易》问世之后，其数字化刻画世界图像的思想被不断地阐发，但其中混杂了许多唯心史观和“道”、“太极”等虚无缥缈和神秘莫测的东西，使我们从中领悟到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体系中强烈的巫术精神，感受到那种智慧与愚昧混合、科学与迷信缠绕的认识困境。“很明显，这种以虚构、假设、幻想、意念的形式所构筑的精神实体存在为起点，运用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