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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一、的提出

的是有起有伏的，或说有周期性，尤其是商业和市场的发展。论者谓商业史上

有三次繁荣期。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

头中断。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1]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近

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

等。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则有普遍性。我国主义经济的

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在上也是这样，惟因

数据不足，难详究。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

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在我国，则除近

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周期性研究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但因史料不足，常是从最敏感的商业和

市场入手。如厄什(A.P.Usher)、阿倍(W.Abel)等对中世纪欧洲农业长周期的研

究就是用市场价格和贸易状况论证的。[2]16世纪是欧洲重商主义，物价革

命，市场繁荣，财富积累，引起社会大变革。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

义时代的开始。在中国，16世纪即明正德至万历前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颇大发

展，已为史学界公认。实则，这种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某些具有近代化倾向的变

革，并出现启蒙思潮。[3]这正是它不同于秦汉、宋代两次商业繁荣之处。傅

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并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

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

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4]我深佩其论。但是，我

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著，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

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

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是有未足。

我最早感触这个问题，是在70年代末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时

候，该卷是讲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间记载颇多。但

天启以后(进入17世纪)却极罕见，有些萌芽事例竟无下文，到乾隆时始再现，

中间有段空白。无从解释，我就把这些无下文的事例移到清代有关行业一并叙

述去了。[5]这实在是一种逃避的办法。

1981年，莱登汉学家宋汉理来访，承示所著《十六世纪中国商人和商业》

[6]，谈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论点。当时我正准备写《明代国

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7]已明见17世纪中期市场的萧条，到1711年康

熙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才转入繁荣。但我不愿套用西方经济史中“17世纪

危机”的说法，[8]就在该文中以“明盛世”即嘉靖万历为准。后来我在写

《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9]时又是以“清盛世”即乾隆嘉庆为准，从而

把17世纪避开了。这实际是可耻的。

本文论16与17世纪市场，可说为补前愆。我在前两文中是从商路、商镇、主

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来考察市场的。近年来，时贤在这些方面的

论述步步深入，远远超过了拙作，我自不当掠人之美。因而本文改从人口、物

价、财政、商税、白银问题几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为节约篇幅，删除叙事，

以为主。

二、市场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近代社会渊源的看法有由生产导向转向需求

导向的趋势。例如，过去十分重视革命和技术革新，今则强调16世纪的重商主

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乃是市场扩大和它所引起的诸种社会变革的结果。有

人认为，若无17世纪危机，工业革命还会更早到来。其实，马克思早有类此看

法。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

人阶级”的形成，市场扩大导致工场手工业的振兴，最后是大机器工业的兴

起。[1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商业是指批发商或贩运贸易，不

是那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即零售业。[11]1969年，

希克斯(J.R.Hicks)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习俗经济、

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种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12]其所谓专

业商人，亦即马克思“纯商人”之意。

此皆指西欧。我国直到20世纪前期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但我认为，在

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因而，本文所探讨的也不是那种历史上常见

的《东京梦华录》式的市场繁荣，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变动的商业活

动。

这首先就会令人想到徽商的兴起。有段常被引用的歙县的记述：弘治间，“于

时家给人足。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