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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法律想象

作者：胡凌

来源：《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

引子

当我们谈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时，很大程度上受到源自20世纪

想象的影响，例如，直接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联系起来，甚至是人形机器人。这可能也会影响

法律人对人工智能的想象，包括是否承认人工智能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法律主体地位（或至少

是人类行为的代理人），从而保护其特定权利（言论自由、著作权）、划定责任（缔约、侵

权），甚至强调可能的毁灭性风险。这种想象远非受到科幻作品影响那样简单，深层次中还反

映出人工智能在技术和应用上不同的发展路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更集中于对人脑的仿真模拟，

探究意识、理性等更为宏大的哲学问题，但应用性较少；当下的人工智能走出了实验室，借助

互联网服务直接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在技术上并不执着于创造一个完美的智能体，而是依靠

算法（如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不断优化，对海量数据自动挖掘与预测，通过无所不在的传感

器实时更新数据，动态掌控着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运转，并把从某个特定领域升级为通用人工

智能作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并不神秘，它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工业社会

生产自动化的延续，也是互联网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和新阶段。时至今日，欧美国家纷纷出台政

策，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力求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如果我们摆脱简单的拟人思维，把人工智能看作互联网智能演进的新阶段，为理解其法律

规则，就有必要理解互联网法律在过去20年中形成的路径和推动力，从而探讨人工智能是否有

任何特殊性以至于需要新的规则。本文将从网络法的两个视角——实证性和生产性——切入，

将它们延伸至人工智能语境下分别讨论。“实证性”视角是我们观察和应用任何规则的惯常思

维方式，例如人工智能行为的具体规则如何确立、如何规制等，本文将讨论支撑人工智能的两

个构成性要素——算法与数据——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人处理人工智能的两种路径；

“生产性”视角则深入规则背后，探索规则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特别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

要求。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的代码设计，既是影响社会行为的强力规范，也是产生新价

值的生产机制；它驱动整个社会朝向更智能的方向变化，从而要求法律做出相应调整，尤其是

确认新型经济利益的合法性。

限于篇幅，本文姑且将人工智能看成法律上的客体，暂不讨论赛博格（cyborg）之类的人

体转向机械体或通过基因技术改变身体的问题（仍是法律上的人），也不讨论人工智能作为一

种人造物的自我意识问题（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哲学问题）。

理解网络法的变迁

网络法在中国的变迁大致遵循两类逻辑：外生性的政治/监管逻辑和内生性的商业逻辑。

政治/监管逻辑体现为对“实证性规则”的追求，这些规则集中在国家（包括法院和监管机构）

如何对互联网的内容和行为进行规制，包括对网络主权和信息安全的追寻。这集中反映了国家

权力如何试图介入新技术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这一视角最早由美国法学界引出，特别是

LawrenceLessig的代码理论将代码（架构）和法律并列。由此，所谓的网络法不仅要约束社

会主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也要对架构的变化本身做出回应。

首先，就规制主体行为而言，出现了是否按照传统线下行为规则的思路约束线上行为的讨

论。这一讨论的核心是，互联网问题是否具有任何特殊性，需要某些新规来解决。我们已经看

到，中国的互联网行为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规则和管理方式，采取渐进的方式，这不

仅成本较小，也给予监管者一定的学习和探索空间。其次，就架构变化本身而言，国家在宏观

上主张网络空间中仍然需要主权，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在微观上相应出现了国家与平台权力/责

任二分的讨论。例如，政府权力何时需要介入平台治理，加强平台的行政管理责任或安全保障

责任，还是由后者根据自身情况自我规制，实现治理目标。政治/监管逻辑要么遵循管理者的路

径依赖效应，要么坚持既有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价值。问题在于，监管者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认识到代码及其商业模式的特殊性，从而使监管行为和行业特性相互协调融合。

另一种看待规则产生的方式遵循商业逻辑。这种生产性视角关注微观权力运作，综合将代

码、法律与社会规范放在一起，不单纯从社会学意义上观察社会主体行为如何受到影响，而是

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将网络空间的生成和扩散看成是一个由商业力量推动主导的生产性过程，

关注价值由谁产生、如何分配，由此推动对新规则的内生需求。按照这一视角，无论是法律还

是架构，在具有实证性规制功能的